试论婚内强奸(上)

从婚内无“奸”到婚内有“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在现代社会,婚内强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已成为当前社会探讨的焦点问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男女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已婚妇女相对于丈夫是否享有性的自由权利以及我国是否具备将婚内强奸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社会基础都将成为决定婚内强奸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决定因素。     

试论婚内强奸(下)

从婚内无"奸"到婚内有"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在现代社会,婚内强奸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已成为当前社会探讨的焦点问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男女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已婚妇女相对于丈夫是否享有性的自由权利以及我国是否具备将婚内强奸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社会基础都将成为决定婚内强奸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决定因素.     

婚内强奸与贞操权的行使

由于中国近几千年的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保护妇女权利受到广泛关注,婚内强奸这一问题触及到国人最为敏感的区域———家庭性暴力,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由于受到压迫妇女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婚内不存在强奸行为。本文试图从婚内强奸的主体适格性和惩罚的该当性、贞操权的行使和法院判决既判力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婚内强奸入《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检视

作为家庭性暴力的婚内强奸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影响到家庭关系的和谐。《反家庭暴力法》未涵盖家庭性暴力,婚内强奸游离于《反家庭暴力法》和刑事法律规制之外,导致婚内强奸受害人缺失权利救济通道。鉴于婚内强奸入罪的条件尚未成熟,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确婚内强奸的违法性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婚内强奸入《反家庭暴力法》需要正确区分强奸罪与婚内强奸行为,完善丈夫性请求权的救济途径,设计调整婚内强奸的具体规范条款,以回应婚内强奸入法的国际趋势。     

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审视与重建

强奸罪旨在保护女性的性权利,是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一个罪名,这足见我国刑法对强奸罪受害人的保护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强奸行为的新变化,我国现行强奸罪在主体上存在女性犯罪主体、丈夫犯罪主体和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亲属之间的强奸主体的缺位情况;在客观方面存在认定标准、对强奸罪本质特征界定的不科学性、对未成年人及幼童保护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强奸罪进行立法审视,从主体条件、客体条件和对未成年的保护方面对强奸罪进行重建。     

婚内强奸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是一个法学难题,司法实践一般不将婚内强奸作为强奸罪对待,社会观念也不赞成将婚内强奸作为强奸罪处理。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负有同居义务,同居义务包含了与配偶过性生活的内容。在前现代社会,一般认为丈夫享有豁免权,因而婚内强奸不会构成犯罪。在现代社会,妇女是法律上的主体,其性自由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应将婚内强奸的某些极端情况作为强奸罪对待,以与国外立法接轨,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耦合权利义务说:婚内强奸立论的理论原点

笔者提出的“耦合权利义务说”认为,夫妻性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关系的一种,虽然一方之权利即另一方之义务,丈夫行使性权利具有该当性,妻子履行性义务也具有该当性,但是,当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时,权利主体并不当然取得采用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之资格。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功能和提供社会公正功能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种理念反映在对婚内强奸问题的认识上,即是冲破婚姻关系对妇女性权利保护的羁绊,走出“只要夫妻正常婚姻关系存续,即足以阻却婚内强奸行为成立犯罪”的误区,实现“告诉乃论”为前提之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     

新型性侵犯行为犯罪化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性犯罪保护对象主要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保护较为欠缺,而强奸罪的犯罪行为又仅限于“性交”,并不包括其他性行为,导致实践中罪刑失衡情况十分突出。近年来,一些新型的性侵犯行为日益增多,特别是婚内强奸、同性强奸以及强奸男性的案例时有发生,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这些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要么法定刑较同类或相似的犯罪要轻。鉴此,有必要重新调整和完善我国性犯罪的立法范围。     

从性义务到性合意——论中国婚内强制性行为何以为罪

进入21世纪以来,婚内强奸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也始终争执不下。笔者以为婚内强奸就是犯罪,因为现代婚姻法中夫妻都是独立主体,各自享有合法的性自由,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应是各方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达成的合意行为,而不是单方性义务;单方强制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就是犯罪。但是婚内强奸有其特殊性,应以当事人亲告作为法律介入的底线,并由当事人决定婚姻是否存续以及应否存续,不能让婚姻成为强奸的免罪牌。     

“婚内强奸”的犯罪化路径研究

婚内强奸在中国应不应该犯罪化,是一个必须在法理学层面进行演绎推理的价值衡量问题;婚内强奸在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犯罪化,又是一个应当在法经济学层面展开周密论证的成本效益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既涉及夫妻双方的两性利益冲突,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主动干预。所以,从本质上说,是否应当对婚内强奸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其实就是在探索如何确保"婚姻契约"与"社会契约"当中各方主体的权益达到最佳平衡。从社会现状来看,单一的犯罪化路径难以充分发挥刑法规制行为、保护法益、保障自由的作用,因此,既要通过立法犯罪化,同时也要进行司法犯罪化。     

婚内强奸的法社会学分析

随着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日益被关注,废除强奸罪中的“丈夫豁免原则”已是势在必行。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及目前中国婚姻之现状,不应将婚内强奸作过宽理解,而应限定在离婚诉讼期间。     

婚内强奸的宪法学思考

婚内强奸问题曾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婚内强奸的实质是宪法中的性权利和民法中的配偶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具体案件中，委任法官通过宪法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判断婚内强奸中的罪与非罪，是解决婚内强奸的有效路径。     

不能默认“婚内强奸”的“合法性”

中国社科院蓝皮书《中国妇女发展报告》曝出内幕:在婚姻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修改讨论过程中,“婚内强奸”都是热门话题,但最终两度被弃。说实话,很多人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争论“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无婚姻     

套路贷犯罪行为规制路径研究——以债务设定行为独立入罪为核心的分析

债务设定行为在套路贷犯罪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赋予了套路贷犯罪以典型意义,对债务设定行为的治理可有效地预防套路贷犯罪。债务设定行为具有行为目的的非法性、行为的欺骗性、行为的互动性和法益侵害的多元性等特点。现行对债务设定行为以诈骗罪论处的规制路径无法实现对债务设定行为的精准评价,司法惩治的现实需要呼吁新的治理路径。采取法益保护前置的思路,将债务设定行为独立入罪,既可实现对套路贷犯罪的精准评价,避免现有规制路径的不足,又能够发挥预防犯罪的效果,以实现对套路贷犯罪的有效治理。     

婚内强奸: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

古代西方在传统夫制社会下的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模式之下,刑法理论中的婚内强奸难以占得一席之地,主要缘于以“妻子承诺论”和“促使女方报复论”为理论支撑的“丈夫豁免”。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各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势不可挡的以追求政治、经济、性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女权运动,人们开始逐步反思检讨“丈夫豁免”的正当性,摒弃了强奸罪中的“丈夫除外”原则。婚内强奸在中国作为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显而易见,而其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和提供社会公正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     

中英婚内强奸犯罪化比较研究

中英两国文化中有男尊女卑的传统，“婚内无奸”的观念在两国一度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在近代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进程中，英国远远领先于中国。这一方面归因于中英两国女权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两国的社会权利规范使然。婚内强奸犯罪化是趋势，但鉴于历史和现实，我国应当选择一条慎重、务实的道路。     

女性被强奸侵害相关因素分析

对强奸沉默的反应纵容了强奸犯罪。强奸罪侵害对象多为年轻女性 ,女性衣着失度、过分轻信、缺乏防范等自身缺陷易诱发侵害发生。女性应注重自身修养 ,避免进入被害险境 ,培养安全防范意识 ,遇险时应善于与犯罪斗智、斗勇、斗强 ,遇害后应及时报案。     

我国刑法对“卖淫幼女”性权利保护的缺失及完善

1997年刑法将嫖宿幼女罪单列出来,拟制"卖淫幼女",并赋予其"性承诺(同意)"能力,导致司法实践对嫖宿幼女罪和强奸(奸淫幼女)罪的认定困难。刑法作为保护社会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取消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纳入强奸罪奸淫幼女的范畴,并以强奸罪的情节加重犯处理,将会全面有效地保护幼女的性权利不受侵犯。     

浅析婚内强奸

婚内强奸是当前理论界争论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的立场,但由于婚内强奸行为与普通强奸行为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意义,由此,有必要对婚内强奸进行不同的规制,将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并可以对之进行调解。     

强奸罪主客体范围的认定

现行刑法强奸罪的主体为男性 ,客体为女性 ,只有男性针对女性的性伤害才可能构成强奸罪。但目前女性对男性的性侵害已不是个别现象 ,因此 ,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保护男性的正当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