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维护少数民族平等,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并在实践中有效地贯彻实施,获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回顾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总结其经验,对于发扬长征精神,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来信与复函:习近平治国理政 人民情怀的真挚表达 ——兼论公共治理中政治领袖复函的元政策意义及价值

"元政策"是政策制定的基础。准确有效的政策传达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通过群众来信表达诉求和通过政治领袖复函表明政策意图是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特殊方式。同时,作为群众来信来访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这一特殊方式在更深层次拉近了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通过来信与复函的方式与广大群众进行政策沟通,感情交流,从而建立起了与人民群众之间最紧密的联系。梳理十余年来习近平同志给社会各界的复函内容,我们发现其中包含着公共政策的许多"元政策",包含着他治国理政一系列思想的精髓,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政策本质及中国公共行政的本质提供了新视野。     

发展是民族团结的主旋律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少数民族发展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使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得到了极大进步,促进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民族文化政策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许多保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措施、规定和政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保护、发展和弘扬。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是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桂北地区时,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认真宣传,在行动上严格执行,从而赢得了桂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次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为后来乃至解放后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两岸交流

两岸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在京畅言发展民族文化台声讯“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讨会4月3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海峡两岸近40位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出席。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研讨会正式开始。会上,两岸少数民族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讨论热烈,就共同关心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语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少数民族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教育方面,通过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剖析与反思,学者认为,在当代多元文化论的背景下,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对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台声讯由第十届台交会组…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

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界颇受关注,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及传承保护

民族体育活动是民族性格外观与民族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属于各个少数民族长时间锤炼得到的文化珍品。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要具有竞技性、独特性、历史文化性、参与性、娱乐性等特征。为传承保护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应该把握以下策略:体育、旅游有机结合,共同发展;充分利用各种传媒进行推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     

谈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以贵州部分民族村镇的个案为例

多年来,在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民族文化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等等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地方政府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也是不尽相同的。本文通过对贵州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民族村寨的考察、分析,提出必须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以实现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最大、最迫切的诉求,在此基础上,把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推上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进与启示 ——基于23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这条主线下,体现出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 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 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反映出党对乡村文化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 全面、 系统.未来的政策设计要进一步回归乡村文化本位,缩小外部规划与村民自主之间的张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图与群众诉求的交集.     

教育与文化传承: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两个问题

忽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是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两个问题。有选择的文化传承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阻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根源。贵州文化的多元性与现代学校教育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源于:文化中心主义、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制度、文化商业功利性和少数民族话语权缺失。     

少数民族语言对其文化的影响

就少数民族语言概况、产生和发展情况,阐述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由于各种原因引起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而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化贫瘠的现象,呼吁社会各界拯救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     

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古今语言观

人类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原始语言崇拜、语言工具论、语言本体论三个阶段。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展开,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语言本体论的观念所取代。语言本体论强调语言的二重性,强调语言对人的思维、认识的局限性;强调语言与人的本质和文化本质的特殊关联性;强调语言对人类生活的本体性意义,使西方现代哲学呈现“语言学转向”,更新了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     

新经济形势下朝鲜族语言的可持续保护和开发北大核心CSSCI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延续民族生命的血脉。朝鲜族语言是朝鲜族文化的重要依托,保护朝鲜族语言事关朝鲜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今天,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朝鲜族语曾陷入危机,为了朝鲜族文化的传承,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保护民族语言和促进民族语言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在此回顾朝鲜族语言的历史发展历程,分析新经济形势对朝鲜族语言的冲击,从而提出如何保护和促进朝鲜族语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目的是从朝鲜族语言的可持续发展中得出民族语言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中华民族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     

浅谈少数民族干部人才的培养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培养选拔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有力地加强了党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实     

从差别原则看少数民族招生优惠政策的正当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招生优惠政策旨在帮助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争取到与汉族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以便实现民族间的均衡发展。任何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应该有理论的解读,故通过借助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视角来解读我国的少数民族招生优惠政策的正当性。     

认同与构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变迁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与时俱进的变迁与发展是培育少数民族新型公民的需要,是构建少数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条件。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桥梁和纽带。文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变迁的内容与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政治内意,即通过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动员少数民族同胞凝聚共识,推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     

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风俗政策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多个民族区域,每到一个地区,红军都严格执行部队纪律,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语言和文字,最终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红军能够取得长征胜利与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语言危机与语言人权问题

在当代,少数民族和族群语言快速濒危和消亡,世界语言多样性急剧减少,其根本原因不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生态出现了危机。抢救与保护濒危语言,应着眼于语言生态的维护与改善,关键就是要坚持语言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语言观,充分尊重多元文化中少数民族和土著族群的语言人权,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消除语言强权主义和语言沙文主义,维护与落实少数民族和族群语言人权所依存和得以体现的生态权、生存发展权、教育权、文化权等等其他各种基本权利。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