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一切行政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一整套权责一致、目标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力、奖罚分明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目前,海南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各项工作刚刚起步,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提高对依法行政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认识。特别是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的意识,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和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迫切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     

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对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落实《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规定的各项任务,促进依法行政,现就我市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提出如下意见:一、充分认识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意义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对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曾多次就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提出具体要求。早在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制度内涵及实践意义

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要求后,1 997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建制及推行工作。1 999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要积极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这两项相互联系的制度在行政执法监督中的作用”。近几年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部分国务院部门为了落实依法行政的要求,已逐步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以下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工作全面展…     

依法行政中的权、责、利

新时期,我国依法行政取得很大进展,然而政府权力仍然过分集中,权责脱节问题较为严重。本文从依法行政中三个重要要素——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和行政责任入手,对通过加强立法,突出和强化政府责任,保障并赋予公民参与权利等机制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了探讨。     

青海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探析

现代民主与法制要求,有权力就应当有监督,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要做到行政权正当、有序地运作,实现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现代国家都把监督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机制之一。行政执法监督不仅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保障公民权利与发展人权的需要。虽然我国行政执法监督很大程度地保障了依法行政,而从现实来看,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本文结合青海实际,在分析青海省行政执法监督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省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提出了构想。     

试论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

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内在制度和外在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其原因在于认识不到位 ,工作不规范 ,保障力不强 ,评议考核制的设计和实行不完善 ,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 ,应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法理和工作原理研究 ,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范内容和具体制度 ,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范形式     

严格依法行政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依法治国方略时，明确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依法行政应成为各级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没有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依法行政很难充分展开和落实。...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政府,就是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就是把行政权力自觉限制在法定范围内、坚持依法办事的政府,就是把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作为归宿的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重点要在提高政府立法质量、严格行政执法、依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上下工夫。     

论隐私权行政法律制度保护的理论基础

隐私权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伴随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人们发现对于公民隐私权的最大侵害是来自行政权的违法或不当行使，因此，建构隐私权行政法律保护体系，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就隐私权行政法律制度保护的理论基础作了有益探讨。     

论行政强制立法的意义

公民法人希望行政强制法能对行政强制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规范和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合法权利;行政机关则认为行政强制法生效以后,实施行政强制就有了法律上的根据,就可以更好地保障行政权的行使。文中从《行政强制法》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几方面阐述了行政强制立法的意义。     

论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行政权责相脱节、行政权力利益化、行政运行高成本和行政权力监督虚泛化,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在权力问题上的四种突出表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促进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规范工资福利制度,消除权力失范的经济根源;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管理,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快行政法制建设进程,提高权力运行的法制化水平。     

论国家对外国船舶和飞机的海洋行政执法权

国家对外国船舶和飞机的海洋行政执法权是国际法确认或赋予的国家在不同海域进行行政管辖的权能及其权限划分。国家在不同海域享有的权益,是其行使海洋行政执法权的基础,界定了其立法、司法、执法的权限范围。海洋行政执法权的实施具有常规性维权执法的效果。我国应根据国际法赋予沿海国海洋维权的行政执法权,全面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常规性实施执法权。     

公务员对我国行政改革的认知状况调查——基于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的调查

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了解有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先前制度的依赖,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也因性别、年龄、学历和机关工作年限等不同,在相关看法上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当前各级政府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经济管理强、市场监管弱、社会管理弱、行政执法弱、公共服务弱的现状;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能存在供给"短缺"与政府"缺位"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行政改革的中国特色,形成了行政改革实践的"渐进性"和"两个超越"的特征。     

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探究

警察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力,近年来我国警察在执法中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而关于警察侵权民事责任的研究却甚少。随着我国民事赔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渐趋融合,如何解决警察执法侵权的民事责任归属问题,实乃当务之急。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的探究

行政诉讼中存在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中存在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交叉问题常常会在在司法实践出现,对这一问题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到能否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司法权威,使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本文试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分析探究处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的方法。     

转型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由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调查引发的思考

转型期加快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建设的新任务。本文从对温州市公务员行政伦理观的现状调查出发,从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体制不完善、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影响深远、行政环境变化深刻等角度分析其失范的原因,进而从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

政府监管和法院诉讼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放松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和公民更多的自由,还意味着以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替代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意味着强调法院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过诉讼实现执法从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是政府监管与法院诉讼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的结合,这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在"官告民"机制中政府行使的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权,这不仅意味着行政 司法的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确立,意味着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结合,还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