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社会网络探论——基于祖籍、居住地与安葬地的分析

文章以祖籍、居住地、安葬地的变迁为主线,探讨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的社会网络,指出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在全国士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成功的士人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或者迁居于发达地区。同时,文章比较了湖北与湖南士人社会的差异,揭示了湖北士人社会对外,尤其对北方的依附性更强,本土士人社会建设更差,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湖南士人对南方士人社会依附性较强,本土士人社会则稳步兴起,加之大量流寓士人的本土化,使得南宋湖南士人社会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     

天柱胜境古南岳

“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这是宋代王安石的诗句,它生动地表现出安徽省潜山县境内天柱山的奇景胜境。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时,登山拜岳,封天柱山为“南岳”,民间又称“万岁山”。后来,隋文帝志在南疆,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天柱山就一直     

“知县”杂说

“知州”、“知府”、“知县”之名始于宋代。明清以来成为省、府、县三级地方官之名称。浙江萧山籍人汪辉祖曾担任湖南宁远县知县,此人善于调研,精明干练,晚年回老家萧山曾主持修复萧山西江塘,工程坚固,且耗资少,在民间享有盛誉。他在《学治臆说》一书中对“知县”有     

“唐宋变革论”源流考论

什么是“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给出了最简单直白的解释，即：“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当然，这一句话并不足以具体解释何以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此中具体因素，将会在后文中得到阐释。在此仅需看到，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他针对此问题研究所持的方法是历史分期。     

慎防网络舆论卷起“媒体审判”

2009年第22期《嘹望》新闻周刊刊登廖言的文章，近来，“媒体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虽有吸引眼球之处，于司法视角看，仍属个案。但就是这些个案，在网络舆论冲击下，——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水资源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我省面临着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土流失、水污染四大挑战,尤其要做好水利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水和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湖北水利工作的主线。坚持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区域水利建设进一步完善治水思路。坚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治水理念,不断丰富完善符合我省实际的治水思路。注重在“结合”和“转变”上下功夫,力求做到注重工程单一效益与注重工程体系整体效益、水利发展与     

公共行政的内涵

公共行政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包括“公共”和“行政”两个方面。行政是“公共的”,是公共权力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的内涵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并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公共权力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越权无效”。二是公共需要与公共利益。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体现。三是社会资源。包括公共资源和民间资源两种。政…     

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

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崇拜对象多元,水神庙主要分布在河道险要处与水患频发处,水神的职能以平息水患、守护航道为主,以祈求风调雨顺为辅。这些特点反映出在宋代这一本区历史时期开发的重要阶段,水患、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日渐影响人类活动,人们通过兴修堤防、疏通河道等治理活动来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对灾害的能力显得不足;同时,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了水神信仰的发展。     

浙江演绎新“山海经”

古代民间卷本《山海经》记载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经历代文人志士演绎，变成了一种精神和意志力的体现。而在当代浙江，因为山和海的新型互动与合作，有了铺陈10万平方公里的山海经新读本。     

荆沙鱼糕

荆沙鱼糕是湖北荆州、沙市地区的一种民间节日宴席佳肴。该菜历史悠久。传说舜帝南巡至此,其妃湘妃喜食鱼而厌其刺,便把鱼肉做成糕,故又名湘妃糕。北宋时,鱼糕成为天子宴请羣臣的“头鱼宴”中的名菜。     

台湾歌谣里的百年心声

台湾的民谣源远流长，各族群各有其以母语表达的传统歌谣。闽南人是台湾最大族群，闽南语系遂成本土“强势语言”，闽南歌谣因而被多数人泛称为“台湾歌谣”或“台湾歌曲”。台湾传统民谣有民间小调、本土戏曲和源于中原的歌乐。反抗日本殖民霸权的民族诗篇，也是台语创作歌谣的先声日本殖民统治后，校园里开始教唱“国语”歌曲，台湾学童纷纷唱起“君之代”、“六氏先生歌”和日本童谣。２０年代，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勃兴，几首代表“爱台反帝”的社会运动台语歌曲，成为“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巡回各地时鼓吹民族意识的有力“伴唱”。例如以…     

“小政府大社会”辨伪

近年，中国有一种思潮非常流行：“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人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政府的权力应该降低，民间力量应该增强。这些人信奉西方的“有限政府”理念。他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人类社会需要政府，但政府的发展趋势总体是向恶，所以必须对政府加强限制。这些人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只要政府退出，民间力量就可以把事情搞好。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认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论的真相。     

青年与公共幸福——儒学的民众化与青年现象的形成

中国的制度社会与民间社会的两重世界提供了培育公共幸福这一社会正义思想的土壤。儒学的民众化加速了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士”、近代的知识分子、近现代的“青年”的形成，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人的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进程，以及人对社会正义和公共幸福的自觉地提高与飞跃。从古代和中世的“士”到近代青年现象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和传承，是社会公共性在多元时间中的扩展和推进。因此，理解儒学民众化的发展，是认识青年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批判和解构，更需要一种诠释与重建，需要超越时代与传统进行对话和创新，从历史意义中发现我们今天存在的意义，只有全面深入地探讨，才能把传统的资源充分展现出来。     

社会广角

最早贴“福”字 民间贴“福”字传说始于姜太公。据说姜太公封神时,姜封其妻为“穷神”,并对她说:“除了有福的地方,你都可以去。”从此,百姓过春节都贴“福”字以驱穷神。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这里“迎春牌”即“福”字,可见此俗最晚起于宋代。 最早的年画 年画起源于古时的门神画,而门神画早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东汉蔡邕《独断》载,汉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到了宋代,演变为木版年画。我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是宋代     

宋代的城市繁荣与词体流行--兼谈宋代湖北词体创作不振的原因

宋代的城市繁荣与词体流行的相关性问题,一直是词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宋代的都市繁荣对社会发展及词体流行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词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第二、词的演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更有市场;第三、词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宋代市民对“欲”的追求。宋代湖北词体沉寂,也主要是因为湖北的城市繁荣不够。     

地区经济湖北：构筑现代化的交通网络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水、陆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自古就是“九省通衢”。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湖北的交通网络正构筑着宏伟的蓝图：横跨长江“天堑”的特大桥梁的建设极大提高了车辆运行速度：即将运行的京珠（北京—珠海)高速公路湖北段标志着湖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的“长荆”铁路将使中国铁路提速扩至更大的范围……3     

儒家性善论与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分析

儒家“性善论”是传统中国人治文化的源头。儒家“性善论”源于血缘文化，注重情感体验，缺乏理性烛照。由于儒家把“性善”认定为人性的普遍性、根本性特征，从而导致传统中国对修善即个人内敛自省的道德自律过分夸大，而忽视社会公共规则、制度等外在刚性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不仅使得传统中国在治国之道上迷信贤人政治，导致封建专权的无限扩张；也使得社会个体因被一味要求克尽义务，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导致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     

略论宋代湖北词体创作不振的原因

词是宋代文学的标志,被称为“南方文学”。但作为南方省份的湖北,在宋代的词体创作中却显得沉寂不振。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边缘化导致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是主要原因。     

科学发展：县官当下很纠结

县委书记，级别不高可作用不小。在民间．他们被称之为“父母官”；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承上启下、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的形象。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记者采访了重庆、河南、吉林、湖南、湖北等省市的部分县委书记，深度调查新时期、新形势下这一群体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心态.     

关系社会与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中人功能

清代社会是个发达的“契约”社会，社会中几乎一切重要交易都通过立契进行，而中人作为重要参与人的土地绝卖契约又是“契约”社会的重中之重。清代社会又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是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存在”。中人在土地绝卖契约中发挥的说合、见证、保证和调处功能源于关系社会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断裂与协调。依靠关系社会特有的调控机制，中人在土地绝卖关系中实现了角色保全，保证了交易安全，维系了传统民间法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