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下的正当性——基于韦伯的研究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包括社会理性化和价值多元化两个层面的内涵。社会的理性化,指的是工具理性化或形式理性化,包括经济理性化、行政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文化理性化和个人理性化等。正是社会的理性化造成了人们价值的多元化,而这两者的结合又使得正当性向着合法性的方向转变。     

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学说始终围绕"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追根溯源,认为宗教的理性化促生了文化理性化,而文化理性化又导致了经济理性化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细究韦伯命题的前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存在着一定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之嫌.     

依法行政的新进路——兼议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行政许可法的制定,适应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政府行为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理性化的必然要求.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对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有着重要意义.     

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从现代化到文明重建

正如狄百瑞在《亚洲价值和人权》等书中所揭示的,中国文化中自古不乏促进行业和社会自治的优良传统;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儒家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是儒家王道思想的自然要求。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借助于行业传统、职业规范和社会风尚,来约束大多数人和一代代后来者,可以达到与西方的＂法＂同样的功效。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尊重人的尊严、个性和价值的传统,却避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式至上和过分倚重个人权利的缺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乃至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有启发意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特征与目标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的梳理,总结其中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以及模式和特征。并提出了继续改革的目标：理性化、市场化和服务化。     

行政决策的利益视角分析——从“曼德维尔悖论”谈起

将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动机因素导入到政府行政决策的研究视野之中,使行政决策从所谓“绝对公意”的表达转向了一种“利益博弈”的价值分析。把行政决策的研究放入相对理性化的利益分析框架中,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反对官僚主义

从历史上来看，官僚的产生其实不是什么坏东西，反而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官僚制造应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需要，它为行政活动、为管理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因而对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标有积极的意义。按照著名学者韦伯的说法，一方面，社会的理性化造就了现代官僚制；另一方面，官僚制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理性化和推动着社会的理性化。但是，万事不能走偏，官僚制一不小心，带来的就是官僚主义。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行政文化的价值依归与设计逻辑:中西比较与自我重塑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巨大差异,中西方对行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着明显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受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影响,其传统行政文化未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当前的行政改革,中国除应向西方学习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执行力和内外监督来整肃官纪,并在此基础上重塑自己的行政文化.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及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改革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从整体而言,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趋势,是当代西方政府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涉及到行政权力、行政职能、行政服务、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信息等诸多方面,其基本趋势是:(一)行政权力分散化当代西方各国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在缩小政府管理范围,分散行政权力。主要表现在"下放"与"分离"、"授权"与"委托"、"放弃"与"规制"等方面。"下放"与"分离"是行政内部权力分散的主要方式。"下放"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放权;"分离"是决策权、执行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关于深化我国行政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政务公开、民主参与、电子政务建设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本文在分析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行政改革的九项措施.     

提倡“行政文明”概念的必要性

“行政文明”这一概念值得提倡。这有几点理由 :第一 ,可反映客观的行政文明现象。人类已经积累的行政文化既包括积极合理进步的行政文化 ,也包括野蛮专横不合理的行政文化。人们感受这些行政现象 ,积累了较丰富的具体而零散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我们可以用行政文明概念总括这些认识 ,并促进这种认识的深化、纯粹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第二 ,可概括行政学研究的成果 ,促进行政学的发展。提出行政文明概念的学科意义在于 :(1)可以整合不同的行政学体系 ,以适应现代行政学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的趋势 ;(2 )可以为行政学树立前瞻性的远…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嬗变与评析

受政治与行政二分理念影响,也是适应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这种政党体制运作的需要,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初就确立了"政治中立"原则.但政治与行政二分只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类型的理论假设,也由于现实因素的推动,近几十年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出现淡化趋向.但这一原则不能被完全摈弃,因为在其依据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念那里,人们不懈追求的民主和效率有望得到统一.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我国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人类行政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文通过对我国历次行政改革的系统回顾,比较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行政改革,试图理清中国行政改革的内在逻辑,并结合中国当前改革实践和西方行政改革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的三个趋向,即权力配置上的分散化、组织形态上的灵活化、行政理念上的顾客导向趋势.     

中外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在我国始于2003年的"非典",与西方国家先进、完善的行政问责制相比,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还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通过对中外行政问责制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近百年来西方行政价值观演变的特征、规律及趋势探析

近百年来西方行政价值观的演变有其内在特征及基本规律。文章认为,从特征上看,近百年来西方行政价值观表现为对效率的一贯重视,表现为"核心—边缘"式的价值结构形态,表现为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错置;从规律上看,近百年来的西方行政价值观是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演变的,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是一个主体价值的逐步突显过程。行政价值观的多样性与相对统一并存,不同价值观间的包容与调和,价值观由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国际交流与借鉴,是今后西方行政价值观演变的基本方向。     

谈我国行政立法权的监督

目前,我国对行政立法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宪法赋予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适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力没有完整的法律程序予以保障,在2001年3月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把监督工作做得更好,已把起草监督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本文在借鉴西方国家行政立法监督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行政立法权的监督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