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参与式互动：第三部门在政府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后工业社会中,官僚制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管理绩效下降:二是社会力量的成长直接影响着公共权力的治理边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运动在西方典型国家相继展开,并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影响下,重视并尊重社会力量,给予社会力量合理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第三部门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再造和重塑,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方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君主专制型政府、官僚制政府、企业型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四个发展阶段，其模式变迁是继承和创新的过程，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内在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西方主要国家，已形成了以约束权力为主要目标，以官僚制为结构基础，以政府契约为主要手段，以跨部门协同为主要策略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这既是路径依赖，也是路径创新的过程。应用系统动力学建立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动态关系和推动力量的正反馈回路，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其路径创新方向，对当代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范式变迁下的中国政府改革价值取向研究

不同的行政范式蕴含着不同的行政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观和取向。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及改革体现的是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的反思,各种治理实践的发展标明了其向多元化、复合交叠民主制行政的回归。当下中国政府自身特定的行政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行政范式和改革模式,吸收公共管理与民主行政范式中的有益部分并将两者整合起来是当前各项行政改革的内在价值取向,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项目制与服务型政府转型：制度演化中的异化北大核心CSSCI

项目制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家治理形式,然而目前对项目制的讨论均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转型,而这也就无法清晰看到政府行为逻辑在制度演化中的异化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1995-2006年转型因子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僚自利主导了服务型政府转型,具体而言则包括政治晋升、财政激励和权力扩张。官僚自利导致了政府转型的异化,由服务型政府物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主导的整体性政府变革逐渐为技术性治理所替代,这是项目制兴起的根源,也是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变革所遵循的"双轨制"逻辑的根源。因而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项目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项目制运作应当慎用。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政治架构中的常规性制度治理对于促进国家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整体治理:现代警务机制创新的必然逻辑

"整体治理"是在对传统科层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改革模式进行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治理模式,是现代警务机制改革的必然逻辑和理想选择.其改革途径包括:发展整体服务型警务,深化公安大部制改革,建立"内联外协"式整体作战警务模式,运用信息技术建设及加强组织间协调,完善信息主导警务等方面.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构建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要"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构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当前我国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弊端,有必要全面构建权责一致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需做好统一会计制度、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机制、加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应用和加快推进政府财务公开等工作。     

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官僚制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不足。由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下放权利,用企业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从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然而,这只是对现有理性官僚制的校正,并不是完全替代。因为政府和企业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实质是对官僚制的一次制度创新。我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机构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叠、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决策混乱的问题,同样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取向和以企业家精神为导向的改革战略。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街道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和思考——以重庆市石油路街道为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要进行体制创新。从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变",它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变化。社会治理是要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三个因素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除此以外，它还和对政府价值的认识以及政府管理的政策因素紧密相关。在认识上，表现为传统政府理论、大政府理论、行为主义对政府价值的误读；在政策上，则相应地表现为公共物品的垄断供给政策、理性的官僚体制和政府与市场二分的状态；在社会因素方面，则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传统官僚制的失效和国内的危机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