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房权及其立法保障

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第二代人权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住房权作为第二代人权被国际公约提出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立法保障,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故应该加强对住房权的重视和立法保障。     

论公民出行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出行权是指公民依法在一定空间、一定时间内自由使用通行资源的权利,其外延主要包括出行通行权、出行占用权、出行选择权、出行知情权等.出行权作为一项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兼具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出行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出行权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国家保护义务和国家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出行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延伸,给付义务是核心.     

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宪政价值是指公民在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于民主、法治、人权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网络言论自由权是维护民主和实现民主的当代路径之一;它有助于实现法治、破除人治；它既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人权的保障工具.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公民有序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提供了立法保障.无需质疑,网络言论自由权属于宪法上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其实质是时代驱动下的传统言论自由权的更新与拓展.     

数字权利论：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

数字权利在本质上是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具有新的赋权方式、权利结构与运作逻辑,而不是“数字内容的传统权利”。从内涵来看,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从外延来看,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数据/信息权利、算法权利等概念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数字社会,数字权利能够细化为“消极数字权利”“积极数字权利”“工具性数字权利”三种形态,三者分别塑造了权利概念层面的选择功能、权利话语层面的保护功能、权利制度层面的规范功能。在体系构造上,可建构数字生存权、数字人格权、算法正当程序权、数据财产权四元并存的权利架构体系,实现数字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     

优化人权发展环境,推动人权可持续发展

人权不是孤立的,而是置身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网络之中,是社会中的人权,人权保障离不开一定的内外环境和制度安排。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即指出,"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人权的实现不只包含了对权利本身的主张,也包含了对一种有利于人权发展的环境的要求。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权充分实现的秩序,建设可持续的人权发展环境,是我们人权保障工作的重心。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义务和责任在《世     

社会保障权行政救济的路径选择——以英国、美国范式为视角

社会保障权是现代公民的基本人权,其蕴含着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当公民社会保障权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和救济该权利。因某种快捷、经济和专业化的优势,行政救济在社会保障权救济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食物权在我国的宪法引入和内涵延伸

随着相关国际公约以及区域性条约对食物权进行明确规定,很多国家已经将食物权引入到宪法中作为保证公民“吃得饱”的权利,并且为国家设定了相关义务和实现机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宪法中并没有食物权的概念,为履行我国缔结的相关国际公约的义务,在法律层面保障我国基数巨大的贫困人口的食物需求,我国有必要引入食物权的概念.另外,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现状加上面临转基因食品、纳米食品等高科技食品潜在威胁的挑战,结合食物权暗含食品质量安全的本意,应当将食物权的保障范围延伸到食品质量安全的领域,以实现食物权既能保证公民的食物数量充足又能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双重目标.     

论环境权与宪法发展

将环境权这一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是环境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面临的重要课题。环境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等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内容,而且环境权是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这势必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和构成要素;关注国际环境义务承担者的问题、司法救济保障环境权实现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施的发展带来挑战。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可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在中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建设确立民族独立权和人民民主自由权、以经济发展保障和提高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以宪法人权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推进人权等。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与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对土地的权利是人权的应有之义。土地征收中对当事人土地权利的侵犯即构成对其人权的侵犯。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存在对于农民财产权、生存权以及其他人权保障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征收制度中相关范畴界定不清、监督不力、救济无力、征收权滥用等。笔者主张通过完善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征收程序、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健全监督救济体制、建立和谐农村土地征收法律体系，完善与加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人权保障。     

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和权利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为何必须履行有关条约、有何种义务、在履行义务时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其克减权等,都是值得加以探讨的问题。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农民工阶层人权保护研究

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人权现状不容乐观。在农民工阶层存在着阶层歧视、低工资且无保障以及工伤、职业病高发和工作时间长、健康无保障等问题。农民工阶层的人权内容包括宪法层面的平等权、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迁徙自由权、政治权利和民法层面的健康权、财产权以及劳动法层面的工作权、社会保障权等。农民工阶层的人权必须得到政府、政策、司法和社会组织的保护。     

国家保障人权：最佳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的发展，从人权思想到人权理论再到人权制度，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道路，但其一旦被确认，人们便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人权的保护主要是国家（政府）的基本义务。有权利必有义务，国家拥有权力因此也必须承当相应的义务，如违反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民扭送权之完善

公民扭送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临时扭送行为的权利。在国外,公民扭送权称为公民拘捕权,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但在权利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方面有一些差异。我国公民扭送权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对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作用不强。可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适当扩大我国公民扭送权的行使范围,明确公民扭送权的证明标准、时间性要求以及告知义务。     

论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

宪法与人权相伴随,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同时 也存在不少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宪法关于人权内容的设计及人权的保障机制等,从而实现宪法保障人 权的目标。     

毛泽东的人权观及其历史启示

马克思人权思想、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思想、近现代孙中山等人的民权思想和近现代西方人权思想是毛泽东人权观的理论渊源.毛泽东人权观认为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是实现人权的基础条件,人民的政治发展是实现人权的民主保障,人民的经济发展权是实现人权的物质保障.高度注重保障人民群众的教育权,注重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人权,对我国当前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启示意义.     

毛泽东的人权观及其历史启示

马克思人权思想、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思想、近现代孙中山等人的民权思想和近现代西方人权思想是毛泽东人权观的理论渊源。毛泽东人权观认为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是实现人权的基础条件,人民的政治发展是实现人权的民主保障,人民的经济发展权是实现人权的物质保障。高度注重保障人民群众的教育权,注重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人权,对我国当前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启示意义。     

《美洲人权公约》

《美洲人权公约》由美洲国家组织于 1969年11月22日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通过,故又称《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公约》。该公约于1969年11月12日生效。它是继《欧洲人权公约》后的第二个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人权保障公约,也是 1966年12月联大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达成的第一个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公约》包括序言和82条正文,由国家义务和受保护的权利、保护的方式、一般和过渡条款三部分组成。《公约》所保护的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规定的权利主要有:法律人格权、生命权、人道待遇权、不受奴役的自由、人身自由权、公正审判权、不受有追溯力法律的约束、获得赔偿权、隐私权、良心和宗教自由、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答辩权、集会权、结社权、家庭权、姓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