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叙述者干预是现代性语境中叙事构建伦理的最直接形式之一,这种伦理建构分为两类：一是话语干预伦理,一是评论性干预伦理.由于现代性叙事着力追求叙述方式的多变性,评论性干预构成的叙事伦理有时候以变调形式出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反讽式评论;其二,人物评论.     

论“新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构成

“新小说”的叙事话语有文体的综合、意义的反讽、声音的复合、语式的自然等特征。“新小说”文体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它从小说话语文体自身特点出发,融戏剧话语、电影话语、散文话语等话语文体于一体。从意义构成上看,“新小说”的反讽主要表现在叙事中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声音上的复合型是“新小说”叙事话语的又一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中有各种叙述声音的融合。从叙述语式构成看,“新小说”叙事话语主要呈现叙述者与“物”和谐并列的特色。     

预设与话语理解

预设是语言学中一种特殊的认知现象,对预设的设定和理解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它涉及到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语境等诸多因素。话语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预设对话语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对预设的推导就没有真正的话语理解。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探讨预设与话语及话语理解的关系。一话语与话语意义对于话语(discourse),语言学家们有不同的解释。布朗(Brown)和尤尔(Yule)认为,“话语是一个过程,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词、短语和句子”。[5]威多森(W iddowson)则把话语定义为…     

“中国式过马路”再反思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部分国人集体闯红灯的现象被网友称之为“中国式过马路”，话语之间透出无奈的调侃和反讽。中国式过马路危害公共交通秩序，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既是一种社会陋习，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已然演化成为我国城市治理与交通管理的沉疴痼疾。     

会话话语的审美再分析

会话语境是会话话语审美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会话语境包含言辞内语境信息和言辞外语境信息,其直接影响到会话话语审美关系的形成:会话语境可以使会话生成音响形象及其情感意味之美,并可补充话语信息含量从而引发审美意象;会话语境可以扩大、弱化或模糊会话话语的所指意义,使会话话语具有审美意味;会话话语可以因言辞内语境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异而获得美感;在会话语境信息的作用下,一级所指可以发生变异,转化为二级所指而获得审美优势;会话话语的审美在历时性的传承中,因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语境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     

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潮之后，影响日趋式微。他们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的经典话语，陷入了主题危机、话语危机、组织危机和信仰危机。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解读为一位学者，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文化现象，把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了可以在各种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自由阅读的哲学文本。建设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认真对待经济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中介,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具体活动过程中与语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微时代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现出个性化、碎片化、生活化、多样化的特征,而理论与实践中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的忽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明显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诉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逻辑与现实变化能力的不足,已经无法准确真实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语境的变迁,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此,以话语为维度审视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危机,并以此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生动传神的阐释与构建——从中文译本看《变色龙》和《胖子与瘦子》中语境和话语的“共生”和“互动”

论文以冯加翻译的两篇短篇名著《变色龙》和《胖子和瘦子》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语境对人物话语的制约和人物话语重构新的语境这两个方面入手，剖析这两篇小说中话语和语境的辩证关系，使我们从中文翻译的角度更好地欣赏、认识、把握契诃夫短篇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     

论复调与反讽叙事

作为小说的重要叙事形态。复调由互不相融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反讽指非直陈式的暗含否定和嘲讽意味的叙述。复调叙事结构中的空间并置形式与对话关系往往会呈现出反讽意味，复调式双声语中的讽拟体本身就是一种反讽类型。其差异在于，复调强调的是对话关系。反讽强调的是对照关系；复调强调作品中不存在统一的作者意识，反讽强调的是作者声音的隐秘性；复调赋予人物以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性，反讽叙事中的人物则是体现作家反讽性观照的对象。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先锋文学审美倾向

先锋小说的再叙事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审美倾向。它抛开了旧有叙事成规，提出了一套异于前人的叙事话语。再叙事的涵义从话语范畴扩大到意识形态。历史、社会、自然、人、死亡、宗教、价值尺度等重大问题通过再叙事也发生了移位。     

纯粹中国美学话语:何以可能

在比较语境下研究中国美学话语,由于存在着中西两种话语本质的相异,西方话语只能转换为其所蕴涵的方法,以便于发明中国问题。其学术理念可以表述为:借助于西方方法之发明,以中国话语来表述中国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方法,而不脱比较语境。据此可以对中国美学话语重建中存在的如何处置西方方法和话语的问题做出回应。     

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原生态思想

受文本学解读模式的推动,从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视角探寻马克思的原生态哲学思想已成为一种被表述为"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重要研究路径.但若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哲学"或"哲学终结"的话语,"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研究路径暗含着对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先验预设,而如果消解这种先验预设,就可以得出一种与上述研究路径,从而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完全不同的结论,即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并非人本主义或历史观之类的哲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     

在个人与“乌托邦”之间——以胡风为例论知识分子的悖论处境

胡风及其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精神现象。他将审美和政治纳入主体实践机制,在战士还是诗人的困境中,营造着个人的＂政治乌托邦＂期盼。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方法论的分野,使胡风对主流话语的追随和再阐释犹如隔岸的呐喊,成为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反讽。胡风独特的文艺和政治观,以及他的人格追求和文化选择,与历史现场相互辉映,彰显了知识分子在复杂语境下与时代共处的文道之争和两难处境。     

各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之批评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及文化理论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对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建基于话语权力运作之上的“自我塑形”与“即兴运作”，并使其成为格氏批评理论的关键。但同时．在现代语境下．这种话语权力的运作显然已经突破传统观念中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绝对优势．弱势话语通过“即兴运作”与“自我塑形”的运作方式往往反身置换强势话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动态制衡关系。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     

自由间接话语:《爱玛》中的反讽与移情

《爱玛》是简·奥斯丁最优秀、最成熟、最能代表其风格的小说作品。评论家从不同角度观照和评述了《爱玛》。本文拟就小说中“自由间接话语”这一人物话语表达形式进行剖析,探析其中蕴含的叙述“反讽”和“移情”艺术风格。     

论殖民主义维度下的种族标识与民族权力话语

当代文论中,种族和后殖民理论颇受关注,并呈现多元化的理论批评态势。种族是一种区分人类群体的标识,生物学范畴下的种族,是根据人类基因的遗传差异及其生态环境、身体形态等因素,对人类群体进行的科学分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种族更倾向于被看作是一种附加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对特定人群的某种偏见及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对现代性全面反思所形成的对传统文化权力和话语霸权的质疑不断涌现。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当代白人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此语境下反传统话语霸权的最强音,他以其鲜明的创作风格与特色,书写了后殖民语境下族群社会生存所遭受的诸多危机与困境,并据此希冀寻求后殖民主义社会种族和解之法器与民族国家民族共生共荣自我救赎之路径。     

浪漫主义的反讽概念:实质、类型和限度

反讽概念可以分为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类型。浪漫主义的反讽强调无穷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以表现无限的绝对运动,遵循"否定的辩证法"。它不是以肯定和同一性为目的,而是以否定自身为目的。它强调反讽自身的独立性,使反讽作为反讽而存在。这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美学意义上的反讽,它蕴含一种反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泛情感主义"。这种反讽蕴含着一种关于存在理解的虚无化趋势,它可能导致形而上学的消解和道德价值的真空,使人类陷入虚无主义的无意义的生存困境。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主张一种不同类型的反讽:即哲学伦理学意义的反讽。理性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的美学反讽必须伴有对道德原则和形而上学意义的重建,主张必须重建浪漫主义美学的哲学伦理学维度,完成浪漫主义美学的创造性转换。因此,浪漫主义的情感和感性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表现为一种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哲学伦理学的浪漫主义。     

泛政治化语境下徐訏的另一种民族国家想象方式

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泛政治化语境下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个性化和自由主义的文学审美诉求遭到排斥。而后期浪漫派代表作家徐訏却不赞同主流文学思潮中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方式，在《荒谬的英法海峡》等作品中，他对“和平、自由、平等、快乐”的理想中国进行了浪漫虚构，展现了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另一种民族国家想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