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逻辑、权威与根基

对逻辑的剖析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必要步骤。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的推动密切勾连。成熟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公民参与协商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逻辑核心体现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政治发展的推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成熟、公民参与的有序扩大与协商机制的设置逻辑上是相适应的。     

公共管理如何可能?──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来讨论我国的公共管理问题 :树立公共管理的理念 ,培育健康、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 ,创建并运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治理理论 ,达到公共管理的新境界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闰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社会治理的考验与回应 直面疫情中的公民素质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典型的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而社会治理能力中最核心的指标之一是公民素质水平,所以抗击疫情也是对公民素质的检视。纵观抗击疫情全过程,我国公民素质现代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这为赢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中也暴露出公民素质短板。而探究补齐公民素质现代化短板的有效对策就成为应对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共治理——基于比较的视角以及启示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的新的治理结构.首先,本文从信度与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其次,从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来分析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从社会责任投资到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径;再次,本文把公司的社会参与纳入公共治理的空间,在那里,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社会正义以及对社区的忠诚;最后,对中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探索.全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基本方向、工具选择与责任认知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方向是建构现代国家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和谐共进。工具选择走向决定了公共治理中各主体的组成及其定位。工具选择在当代中国有其特殊形态,使其符合公共治理的基本方向需要对多元主体的责任有科学认知,这一认知可以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方面来展开。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从个人、社会、政治和公共管理等层面分析了公民参与的价值和影响 ,进而阐述了公民参与的机制和途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刘雅静在《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论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人格

在工业社会的整个治理体系中,行政人员通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控制状态。但在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服务型社会治理特征突显,这不仅否定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祛除行政人员自主性人格的做法,而且要求行政人员拥有自主性人格,并在社会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行政人员的人格特征。行政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作为一种义务来承当,而需要其在行政活动中,对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主行动有着充分的自觉,将之与命令执行、依法行政有机地统一起来,不畏强权,敢作敢当,超越盲从与依附,担负公共行政的职业使命,回应公众的服务期望。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都在尝试新的政府管理与治理结构,催生出协同政府、整体政府、协作性政府、网络化政府、电子政府、合作伙伴等跨部门合作模式。美国是这一发展趋势中协作性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本文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为例,介绍了国家海洋政策的组织结构、协同框架、实施工具和运行机制,分析总结了协作治理的条件、原则和工具,以期为国内政府跨部门合作研究提供借鉴。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

公共治理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它的最大特征在于 ,它是对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超越。它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以公共治理为视角对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进行深入探讨颇有意义。其结论是 ,打破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垄断局面 ,实行公共物品多元主体、多种方式提供 ,这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精准供给视阈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及实现路径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是城乡社区融合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数据情景下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国家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回应。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以需求群体、需求设施、需求内容和需求质量等维度分析为基础,从创新精准供给理念、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完善需求识别机制和健全精准供给体系等方面建构实施路径,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工作有效开展。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