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必要性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和高等教育目的为立足点,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况和问题,进而提出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的必要性.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是大学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内在关联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文章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分裂状况及其融合等方面分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密切联系,并探索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维融合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价值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价值是基础性问题,但长期以来该问题没有有效解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蕴价值既包括工具理性,又含有价值理性.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学科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学科的社会价值理性则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内容与必要形式,不仅为社会描绘了理想图景,还是政治民主的组成部分.学科要求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及其超越

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依法行政”的认识往往偏重于工具理性思维,而严重忽视了对它的价值追求。我们不否认工具理性对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但也必须关注价值理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坚持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诠释理性

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性经历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工具与价值结合的三种类型。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工具理性全面地诠释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则以价值理性解读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形上智慧。有鉴于仅以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相对不足，为消解知识与智慧的对立，冯契开创了以工具和价值相结合的理性诠释类型。冯契的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方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当代意蕴

传统伦理价值观中的“仁道”观念、道德理想和自然观念均蕴含着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因子.其“修身”为本和“德治”观念的价值理性均指向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王道”工具理性目的,体现了追求价值理性的“善”、“美”和工具理性的“真”的融合与统一,可为解决当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割和断裂发挥积极作用.     

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风险社会下,新技术开发与应用引发风险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及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造成价值理性的迷失。通过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准入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完善监督机制等内在与外在控制手段,能够促成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防范与化解技术创新可能引发的风险,促进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进。     

重新反思技术理性——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不少西方学者把技术理性的彰显看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把技术理性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丰富和深刻的伦理价值观.技术理性的缺陷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克服这一缺陷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     

价值理性弱化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职业素质的提升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强化工具理性,弱化价值理性,从而出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人自身精神的失落。在这个价值理性被逐步弱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中也出现一些过度追求工具理性、淡化价值理性的思想与行为。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实施者,应该给大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员干部的学习问题和能力问题至关重要。无论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审视二者都统一于党的最高目标和宗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目的是提升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时二者又具有互相提升,共同发展的关系。     

侦查情报交换机制研究

侦查情报交换是一种特殊的情报信息搜集方法,它可以挖掘隐藏于社会中的犯罪情报,减少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投入,提高其打击犯罪的效能。因此,开展侦查情报交换机制研究须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界定侦查情报交换的概念,确定研究的基准;二是论述侦查情报交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三是分析侦查情报交换的内容;四是探讨侦查情报交换的管理。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理性伦理派和情感伦理派之间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文章在阐释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谟为代表的契约论理性伦理和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同情伦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根本上说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我们道德决断中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因而应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才能厘清人娄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非理性向度

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人类必须想好下一步的出路,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倡生态理性的作用,但是生态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以生态非理性作为辅助,生态理性动力机制的不足要求生态非理性的协助,生态非理性的扬弃帮助生态理性重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生态非理性的作用要引起足够重视。     

论已经发生既判力的案件允许有条件提起再审的合理性——兼论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的完善

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产生了对权威判断的需求,而“有错必纠”对我们而言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所以既判例理论与再审制度的冲突与调和成为民事诉讼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既判力本质论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到对待再审制度的不同态度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目标的统一之下是可以协调的。再审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而此种合理性又应当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在我国,对既判力的立法和再审的启动便是值得审视之处。     

自白价值二元论--以英美法系为中心

在英、美等国,自白的价值包括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自白的外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功能性价值,具有工具性;而自白的内在价值则主要是自白的一种精神价值。自白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构成了自白二元价值的完整体系,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关子再造学习型政府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度思考

学习型政府，是一切科学领导和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经济就是学习型经济，因此，领导者知识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施行领导是一个知识的输出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过程。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先进知识的过程中，政府领导者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后发优势是晚发型国家和地区的一种重要资源，但没有学习，就没有后发优势。建设学习型政府，就是一次政府组织的再造过程，也是对政府领导者素质的再造过程。     

刑法视野下的法律拟制新探——价值协调与机制缺失

法律拟制大致经历了从诉讼拟制到实体拟制、从司法拟制到立法拟制、从技术拟制到规范拟制的发展进程,它是工具价值与规范价值相融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立法类推＂。刑法拟制本身并没有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只有法律拟制的工具价值是否受到规范价值的制约并与之协调的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拟制条款的质疑与检讨就是看其设置是否符合刑法的目的。法律拟制除了规范价值的内在制约外,还需要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外在制约。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

通说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考察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国外司法审查中的运用,分析我国的现状,本文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写入行政诉讼法中,以便更好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