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作品中对商人地位上升的表现——以《三言二拍》为例

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思想对商人总持一种"贬低""轻视"的态度,这在明代之前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表现在社会地位的上升,人们对商人敬业精神和价值观念的肯定以及对他们经商途中所涉险恶给予的同情。以明代文学作品《三言二拍》为例,对此进行阐述。     

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

＂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小说主要描绘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状况,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三言＂中文士和商人的关系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追求,彼此进入了对方的生活领域。造成这种士商关系的原因主要在于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从＂三言＂中审视明代士商关系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明代文人的特色,让我们能更为清楚地认识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和商人的情感世界,更深刻地理解明代文人和商人的人生价值观。     

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徽商情结

明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人阶层,当时的文学作品对商人的反映越来越多.而徽商是明代最大的商帮,文学作品用通俗的形式对徽商的价值观、精神世界、经商风险、致富途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徽商人物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对徽商既有同情理解,也有批评宽容,结下了深厚的徽商情结.     

商人社会流动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商人积极人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①     

买办大亨首办近代上海交易所

买办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明代对为宫廷供应商品的商人就称为"买办"。但是,在旧上海,买办是人们对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的称谓。买办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商人群体,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买办大亨"虞洽卿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弃儒就贾”与明代平民文化的兴盛

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弃儒就贾"的风气日益显著,个体生活的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多元,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也趋于正面化,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作了生动的注脚。     

明代“古乐”之论对曲论之影响

＂古乐＂之论即为儒家继承上古雅乐,使乐具有＂先王之治＂、＂教化之功＂之理论,＂乐＂的标准在于合乎上古律吕。＂古乐＂之论是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为标榜自身的＂正统＂地位而采用的官方乐论,历代王朝往往根据这一理论来组织＂礼乐＂教化。＂古乐＂之论作为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贯穿明朝始终。但是,明代保守文人长期排斥属于＂俗乐＂、＂今乐＂范畴的曲体文学以及戏曲活动,使曲处于一个被压制的状态。然在＂古乐＂之论崇正、复古取向的影响下,明代曲论向＂古乐＂之论趋近,明人将曲与＂古乐＂的关系定位为传承关系,以《诗经》为曲体文学的源流,提高了曲在文学上的地位,从而弱化了＂古乐＂之论对曲学的钳制作用。     

人·商人·中国商人

作为企业家,首先是＂人＂,接下来是＂商人＂（以笔者的定义,广义的商人就是企业家）,然后才是＂中国商人＂。本文拟先谈谈商人举世皆然的共性,再总结中国商人的特性。     

以企业家精神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正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许多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     

义乌：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完美结合——关于浙江义乌小商品产业的考察报告

2010年10月27日,笔者有幸作为浙江大学百色市高级经济管理进修班的一名学员到义乌考察. 一、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和产业形成历程 （一）＂马路市场＂阶段（70年代末-1986年）.义乌民间有从商习俗,明代中后期出现集市,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走街串户以＂鸡毛换糖＂的商人,开始形成群众自发性的马路市场.1984年,县委、县政府提出＂兴商建县＂的方针,全县掀起经商办厂热潮.当年个体户突破1万户,小商品交易额2300多万元.     

孔子之“仁”对现代社会的深度影响

＂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孔子之＂仁＂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指引着道德的方向,这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将如何继承和弘扬孔子之＂仁＂,有效建构合理的仁学教育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呢？这是本文探讨孔子之＂仁＂对现代社会影响的初衷。     

先秦文学中的商人

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光辉灿烂的源头,中国商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部分,在先秦文学中就开始了。先秦文学中主要写了两类商人:一类是曾经做过商人的政坛人物,一类是社会上的普通商人。先秦文学中所描写的商人体现出了诚信、智能、好利和勤劳的价值观念,先秦文学对后世描写商人的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     

世俗美国梦的宗教救赎——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到《阿甘正传》

＂美国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主题,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主题。＂美国梦＂历经时代变迁,经久不衰,主要是得益于其带有宗教烙印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使＂美国梦＂在迷茫的时代得到救赎,在奋进的时代得以发扬。社会文化在＂美国梦＂中的精神支撑作用对发扬＂中国梦＂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边缘群体教育传统初探——以工商群体为例

春秋以降随着抑商政策的执行,工商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从事工商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始终居于社会政治地位的最底层,其身份与地位日益边缘化,并且一直受到传统正规教育的排斥.但工商群体始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该群体采取以家族教育为主体的教育模式,以实践为重的教育理念,在注重行业传承教育的同时,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     

商团事变：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的实证考察

以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商团事变的学者，因受国家与社会对立一元论研究取向的影响，通常着意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同孙中山政府对抗的一致性，却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即商人回应商团事变的心态层面的复杂性，而这种差异性、复杂性往往是“市民社会”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在广州商人应对商团事变的价值取向中，生命权与财产权始终是第一位的，其“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能否更好地推动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但远未“膨胀”至建立“商人政府”的程度。就此而言，“在商言商”的传统理念在国民革命初期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中仍居支配地位。     

论中国知识界与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绝缘”（1789-1889）

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它迟迟未能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主要归因于晚清三个思想主体——士绅、新兴知识分子和新式商人的独特性。士绅阶层的超稳定结构和士绅对专制秩序的忠诚度阻碍着＂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播;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新兴知识分子难以引进现代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新式商人是晚清社会体制的利益攸关者或既得利益者,更不愿引入现代革命思想去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     

论明清商人对商业环境的改造

明清时期的商人在改进经营方式的同时，着意改造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了市场硬件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商业文化环境，由此为商业经营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商人和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天理”与“良知”的紧张与磨合——湛若水与王阳明哲学思想比较

湛甘泉与王阳明在＂格物＂与＂格心＂、＂天理＂与＂良知＂上进行了激烈论辩,并分别以＂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为学宗旨分庭抗礼,而又互相吸收与借鉴,从而促进了阳明学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对明代心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社会心理状况分析及公安机关群众工作措施研究——以“三访三评”活动实践为视角

社会心理与群众心理具有同质性,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对社会心理的分析研究,是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起点和基础。由于社会情势的深刻变革,当前社会心理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我们不断研究社会心理内容新特点、发展新趋势,以开展＂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为抓手,不断提高群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明代山东海防的“营、卫、所”体制

明代抗倭是我国沿海军民保家卫国、抵御外侵的重大军事行动和历史事件,在兵备体制、军备思想、海防体系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军事财富,而在山东所形成的＂营、卫、所＂这一独有的海防体制,近年来又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