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减刑”是法律的堕落

据1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赔钱减刑”是否可行?您怎么看?     

“赔钱减刑”是否可行——从单调正义到复调正义

据1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 “赔钱减刑”是否可行？您怎么看？     

减刑制度及其刑法根据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严格意义上。狭义减刑才是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减刑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功利主义刑法思想中的特殊预防刑法目的理论，由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减刑对罪犯特殊预防的目的，应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处遇，同时应增设减刑考验期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减刑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确立。该政策在减刑中贯彻和运用时，应注意区别对待受刑罪犯；应“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应严格依法地适用减刑。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一检察监督:是防不胜防还是力不从心?

2019年1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撤销了该院11年前对伊利集团前董事长、现黑龙江红星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的两次减刑,引发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由于当事人郑俊怀的特殊身份和其先后任职的两家公司的影响力,有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敏感话题再次浮出水面。一直以来,对于罪犯的减刑、假释,各地在法律之外规定了繁琐的内部审批程序,使得开庭审理和公开听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成了名副其实的“未审先判”。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国家设立减刑、假释制度立法目的不相符,严重削弱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平公正,更影响到国家对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形象。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尽快规范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将所有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案件纳入统一规范的司法程序,使之步入法治轨道,已经刻不容缓。     

论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检察监督

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模式经历了从书面审理到听证审理再到开庭审理的演变。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进行检察监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应加强开庭审理前、开庭审理中、开庭审理后的检察监督。为保障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检察监督,应建立健全层级审批制度,建立健全证据开示、交换机制,推动法院裁判文书吸纳检察监督意见,推动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对检法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讨论。     

关于减刑适用的法律思考

减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在刑罚执行领域中经常、广泛地被应用,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的减刑制度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憾,主要表现在减刑效率不高、司法资源浪费、刑事程序不畅等。文章仅从减刑的实质、减刑权的归属和建立减刑撤销制度三个方面来探讨减刑的适用。     

一场背离法治精神的司法改革

据1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赔钱减刑”是否可行?您怎么看?     

“赔钱减刑”的是非纷争

如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一些司法机关开出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药方，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对给付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就是社会上俗称的“赔钱减刑”。这是为了保证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还是事实上的“花钱买命”，造成刮法上的贫富不公，民众反映莫衷一是……     

从单调正义到复调正义

据1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日前,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赔钱减刑”是否可行?您怎么看?     

加强新时期党的执政民心资源建设的思考

民心资源是攸关党执政成败的决定性资源。新形势下，由于部分党员干部信仰危机、民众公平正义诉求高涨、党群干群矛盾凸显和反腐形势严峻等因素的存在，使党执政的民心资源面临流失风险。只有因势利导．不断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冷静智慧地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引导和激发民众理性爱国热情，才能赢得民心，使党的执政地位永固。     

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的含义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行为之一。其中的冒用的含义与民事领域中的冒用含义有不同之处。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更加广泛。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的实质是身份的盗用。我国刑法第196条第三款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按盗窃罪定罪并不妥当,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冒用的特殊情况：机器的被骗、特殊身份者使用以及经过授权者不当使用信用卡,其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冒用＂亦值得探讨。     

嬗变与飞跃：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成就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在制度、观念和实践三大层面上取得了新进展。同时，在中国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是一大创举，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重要的是要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要坚持走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路径。     

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刑罚执行制度

在监狱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需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根据罪犯年龄、性别、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差别,确定不同的适用假释时间期限和假释考验期限,降低减刑幅度,减少报请减刑裁定频率。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     

坚持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当代意义——“为民务实清廉”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一个传统的党建话题在当下的中国承载着新的时代内容，具有当代价值。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群众路线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不变的主题，坚持群众路线必须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从执政实践面临的亡党危险认识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不是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问题，群众的不满意主要来自党的作风不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在转变党风。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要内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转变党风的抓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不能取得实效，关键看能不~g-l,J7实通过坚决反对“四风”，使党风得到明显的转变。     

试论刑事二审抗诉的必要性原则

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对检察院的抗诉权作出相关修订,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现行刑法第385条的两条款适用之争,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厘清两条款的关系．关键在于明确第2款系第1款的注意性规定。两条款之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通过抗诉的途径加以解决,反而应注重运用刑事诉讼具有的谦抑性属性,使抗诉的必要性成为刑事二审抗诉除“确有错误”之外的第2项考量原则,并从错误的性质、程序错误或审判人员违法对实体的影响大小、被害人对判决的态度以及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纠错途径等角度综合考量抗诉的必要性。     

新《监狱法》贯彻实施背景下改进和规范减刑工作的思考

减刑是我国刑罚执行机关在罪犯改造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一项激励措施，它在稳定监管秩序、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减刑制度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实践操作中存在的罪犯奖惩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罪犯减刑过快等问题比较突出。新《刑事诉讼法》、新《监狱法》相继出台，对减刑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和要求。新形势下，亟须按照新《刑事诉讼法》和新《监狱法》的要求对减刑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改进和规范。     

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之功能研究——以书证收集为中心

协同主义观念下的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是一种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并强调法院与对方当事人辅助与协作义务的证据收集制度。相比传统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证据收集,它具有保障当事人充分履行证明责任、维护实体权益,保障弱势当事人的收集证据权利的落实,提高弱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缓解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据偏在问题,保障诉讼证明活动中正义原则的落实,抵消证据党派性的负面影响,克服传统对抗制的不足,实现证据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并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等诸多功能。     

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行为之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自从1994年1月1日生效以来,就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本次修订因为规定了对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所以备受人们瞩目。对于如何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经营者、欺诈三个词在此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大量的争议也聚集在此三个关键词上。如果将其概念、范围用法律明确下来,那么此条解释和适用上的矛盾将会被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