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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世纪90年代,一次在与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老先生谈话时,严老跟我提起一个人。严老说:"当时国民政府给我和林可胜大夫颁发景星勋章,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报上发了消息。"他接着又补充道:"林可胜大夫是协和医学院的。他通过美国医学界同行和美军的医生,为解决抗战急需的药品做了很大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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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在医院做过两组调查。一组是在临危病房中,调查问题是,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走到生命尽头时,会对家人嘱托些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要是我多赚十万块就好了”,“要是我多升一级官就好了。”也没有人说:“好好照顾我的房子和车子。”大部分人都在说:“好好照顾你妈妈。”“好好照顾孩子们。”几乎没有人还在想钱,想到的都是亲人的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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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敬信类》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为后人传颂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蔡(?)的人,他向自己的朋友借了一千两黄金,没有打下借条或合同。不多年,他的朋友去世了,他就把朋友的儿子叫到家,把一千两金子还给朋友的儿子。朋友的儿子很惊愕,坚决不接受,笑着说:“没有这回事,父亲没有留给我借条,也没曾口头告诉我这回事。”蔡(?)说:“借条在我心里存在着,不在纸上,心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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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就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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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身后有无数的同行在做后盾,我不是一个人在做,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在支持我。很多的人我甚至来不及说声“谢谢!”但我知道,我只有一如既往地努力来回报他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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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小康》记者独家专访了"根叔"——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这位"超人气"校长认为影响一个学校声誉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尤其是优秀学生在社会上的表现"我这个人呢,在很多人都说好听话的场合,我喜欢说问题;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很多人攻击问题的时候,我又可能会维护一下。"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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