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     

浅析四种法治观

当我们讨论法治时 ,常常会涉及四种主要法治观 ,即中国先秦法家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资本主义法治观 ;社会主义法治观。这四种法治观常被相提并论 ,并且在很多场合区分不严 ,甚至混为一谈。而实际上 ,这四种法治观之间 ,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与中国先秦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之间 ,具有重大差异。如果不在理论上澄清和界定其中差异 ,就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一、中国古代法家法治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首倡“法治”。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     

用历史眼光理解法治——读《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

<正>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版)对中国法治的历史轨迹进行了重新诠释。他没有简单用"人治"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形态,这一概括不仅掩盖了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且也使得中国法治的源头和传统流变变得模糊不清。法治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都有其历史基因和历史脉络。法治理性也是历史理性。历史法学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法律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只能是历史存在中的、在历史     

法治之不及: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再反思--兼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法治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但由于依法治理的规则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在对规则的解读上和规则涉及不到的地方,执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必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论及法治之不及的问题。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和心理原因的影响,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法治合理性的探讨上,而忽视了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客观存在,进而忽视了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执法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深刻理解法治思维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的提出,是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法治的认识和法治自觉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法治思维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就是贤人思维,就是把公共事务管理的良善与否寄托于个别贤人,遇贤则良,遇不贤则废,结果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摆脱不了历史"周期     

人性与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

人性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西文化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是中西文化分别走向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人性立场进行深刻反思;走出人性预设理想化的误区,借鉴西方人性论的合理因素,从人兼善恶双得属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世俗性等人性立场出发建构中国法治之路.     

法治与人治之新辨

法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治纠缠不清,以往学界更多地是关注法治与人治的对立。然而,沿着法治思想的演变轨迹,对法治思想作出新的审视,将发现法治与人治从未完全决裂,法治之中始终隐隐地包含着人治。     

从人治与法治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之差异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法治不仅强调了形式上的"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还强调了"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以及"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传统伦理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在法律文化上对人治与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对此,通过分析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异进而对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法治进行探讨。     

法治之所及:法治内涵的追问——与尚九玉、尚九宾博士磋商

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的追求,但法律是否万能,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法治与道德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仍是需要探讨和重新认识的范畴。借对尚九玉、尚九宾博士提出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导致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存在,以及法治不排除人治的观点的磋商和分析,旨在为人们认识真实的法治提供一种现实和有意义的思维视角。     

对法治的思考

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统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时代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是人治的历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人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治必将被法治取而代之。实现法治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不能因法律的质量问题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必须克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律至上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相矛盾；法律至上也并不等于法律万能。     

此“法治“非彼“法治“:浅析“以法为本“和“法治国家“

法治是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成长壮大的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近现代的“法治”思想 ,与几千年来的“人治”相比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法治原则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治国法则。我国“十五大”也明确提出 ,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无疑把法治的作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有人提出 ,中国并不是现在才“依法治国”的 ,中国先秦的法家也提倡了“法治”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已提出了“以法为本” ,并为统一的秦王朝具体实践。这就让人不由想到…     

善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我党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可谓是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措施。一、化解社会矛盾时的法治思维指什么?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把握以下四点内容:1.提倡"法治思维"而不是"人治思维"。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凸显了培养"法治思维"的现实紧迫性,也警示     

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与努力方向

当前依法治国实践中明显存在实用化、突击性、盲目性、人治性的倾向.这有其特定的客观原因,但不符合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其特定的标准或要素.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按照这些标准和要素,着重在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上下功夫.     

解读法治 追寻法治

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几千年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的存在。如何从人治的土壤培育法治,无论对民众还是法律专业工作者,都是一个陌生而艰难的课题。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追求法治和宪政的年代,法律在不断地完善,但正如专家所言,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人性观与法治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了人治,且导致对权力的崇拜,深刻影响着今天的法治建设。与此相反,西方却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值得我们思考,只有反思历史的影响,重塑国人的思想意识,才能真正植入法治观念。     

浅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贡献

邓小平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总设计师.面对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形势,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具体问题,提出了以法治代替人治,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一系列有独特见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英国古典法治理论的告别与超越:走向另一种法治基础主义--19世纪英国法治理论的现代转型

19世纪是人类科学的世纪,是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得以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法治理论由古典向新的模式即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三大发现这一坚实的科学基础促使了制约法治理论研究的实证哲学的产生.在19世纪的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批判的生力军有斯宾塞、边沁、密尔、奥斯丁和梅因.他们认为,世界不是由人的理性的构建的世界,社会秩序不完全是理性秩序.此时,其法治理论的突出特别是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     

论我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确立法律意识的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人治思想占绝对主导地位,缺乏法治。在人治思想指导下,中国几千年一直实行人治。另外,传统法律文化重刑法、行政法,轻民法、商法,导致国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国民法律知识较少甚至缺乏、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欠缺。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国民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确立都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     

法治政府与制度建设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法治现实的迫切要求,也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要求。所谓法治政府是相对"人治政府"而言的,从形式上看法治政府是法律政府,是崇尚法律的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政府;从实质意义而言,法治政府就是控权政府和人权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设计良善制度。加强制度建设,关键是对权力制度进行良善的设计,核心是加强权利制度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还须培育法治政府的人文环境,对法治系统的软件开发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