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研究——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在各个时期说法似乎又有差别。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对“效率与公平”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改革开放后，直到1987年的十三大才开始涉及这个议题：“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的十四大，提法有点不偏不倚：“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的十五大和2002年的十六大，观点鲜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被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     

“正义优先于利他”——西方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命题及其现实启发意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关注，首先集中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最初，为了反对“平均主义”与“大锅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适时地提了出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的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已逐步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它们的关系。人们还逐步认识到：绝对平均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它不仅导致效率低下，而且实质上损害了贡献较大者的正当利益。     

论效率与公平关系

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分配原则的选择上,不宜再提“效率优先”,也不宜提“公平优先”,或“兼顾效率与公平”,“优先”或“兼顾”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致力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提法的演进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理清这一过程,了解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对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公平几种提法演变的解析——兼析十八大报告中“更公平”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公平的提法上经历了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再到"更公平"、"三个公平"的演变。本文从对公平关注的领域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两个角度探索了演变的规律,并对十八大报告中"更公平"提法进行解析。     

公平不是效率的前提

公平不是效率的前提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唐贤兴我们讨论和研究公平与效率问题，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总体背景，那就是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此，我不赞同那些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异议，重要的命题是所谓“公平应是效率的前提或基础”，就是说，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需要修改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严重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曾在分配问题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根据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     

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战略

社会主义有两大目标 :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 ,其实质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这就决定了实现两大目标存在着战略上的选择。现阶段必须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     

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的前期,党和政府正确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使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当前凸现实际的问题又要求我们必须把社会分配的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探索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改革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不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任何一个走向成熟的现代社会,无不把社会公正放到核心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兼顾"的位置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宏大叙事,只有将其定位于人本的坐标之上,才会获得真实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便印证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基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原则,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把"蛋糕"做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在改革进入中期,党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新思路,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     

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对民众的开放和吸引,并以此作为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这虽与当政者要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一致,但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取向,造成了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的被动,也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铁路跨越式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铁路各级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选择。太原局在推进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担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切实从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上下功夫,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保持党的先进性。一、把握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切实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迎战新的挑战、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这是党组织在铁路跨越式发展中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     

东西差距问题与政府政策供给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转型时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问题,并力图揭示区际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供给之间的关系。论文主要分析了东西差距的表现、成因和影响,并提出了缩小东西差距的具体策略。     

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信仰与社会规范缺失的问题亦不断突出。对此,有学者提出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从理论上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的本质为其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从现实上说,主流意识形态要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它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信仰的价值或意义系统;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使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能够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使其趋于稳定化和和谐化;能够优化社会发展目标,降低社会发展"成本"。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调适、发展和内化。     

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创新及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议理论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总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历史任务和自身建设的科学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的发展。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论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及协调

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权利主体利益的冲突、权利主体的不对等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解决二者的冲突就要遵循隐私权优先保护原则、涉及公共利益权利让渡原则和新闻自由权的抗辩原则，同时建议从两个权利的法律地位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两方面解决二者的冲突。     

论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践行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西方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公平正义的内涵和特点;文章用大量事实和材料说明了自党的十三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认识的深化与践行;文章还对党和政府践行公平正义价值观之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