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斯洛的人性论--读马斯洛传有感

以自我实现理论为代表的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斯洛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和需要构成的,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主要是有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构成的;马斯洛的思想和存在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存在主义提出的人的自由问题的一种解答,展望了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聚焦高科技人员的职务犯罪

2005年对于中国检察机关来说,是惩治职务犯罪较有成效的一年.相继有一批国内重大影响的案件被彻底查处、起诉.让我们对骄人的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痛心--其中最为典型的魏庆福、厉建中案件,两位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高科技专家,陨落黄昏,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制造了个人的悲剧.事实证明,高科技人员实施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更大,更需要良好的预防措施.因而,加强对高科技人员职务犯罪的研究,充分认识其犯罪的危害,提出前瞻性的预防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南诏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元代云南建省的影响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忽必烈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不仅少了传统的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而且把云南视为国家版图的重要部分加以经营,使云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与内地的合一,也为明清的继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的这一历史进步是与南诏、大理国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该地区的局部统一分不开的.     

青少年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阐释

在现实中,人们因为人性论的抽象性对社会现象久已不做人性方面的分析,而缺少了人性分析,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就等于失去了根本.马克思的人性论是人的需要性、社会性和类特性的统一,这一科学论断对青少年问题的综合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人的需要性揭示了尊重青少年需要的重要性、人的社会性揭示了要加强治理的系统性、人的类特性揭示了要重视矫治对象的主体性.     

人类学：在实践中理解与应用

在21世纪的今天,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文化变迁的潮流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共创人类的未来?回顾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人类学能够     

政企关系问题的本质：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

从政府自身的角度界定政府范畴,并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参与等基本概念,从而揭示出政府参与二重性及其外化的原理.政府参与具有二重性,即政府的公共利益性与自身利益性.政府参与的二重性作为政府参与的主要矛盾,总是通过具体的实践表现出来,表现在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政企关系上.作为企业投资者的政府参与的二重性的外化过程就是政企关系特殊化的过程.政企关系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复杂,正是作为企业投资者的政府参与二重性的不断外化的过程,国有企业政企关系问题的实质正是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     

万泉河散记

绿,绿,绿,心中飘漾着那一湾透明的亮绿。呵,粼粼的万泉河,代代年年,迸流出嘉积古镇多少故事多少歌。那尊红色娘子军战士雕像,凝眸五指山,背衬万泉河,叫远离往昔苦难的后代们,也潮润了目光……我在这海南岛的小城流连,我沿着万泉河畔寻觅。黎族老阿婆们,枯瘦的脸庞依稀残留着昨日的刻痕,只那瞳眸深处偶尔亮起一缕回忆的欣喜,星辉般点燃瞩望的眼光。是从女战士飒爽的雕像上找回自己青春的影子吗?河水温柔,如潮的阳光轻缓地梳理绿色的波痕。青鬓似的细草,墨团般的岛屿,金黄色的沙岸,几株槟榔娉婷的秀影,酿出一派葱茏的诗意。静憩于碧痕中的,是睡莲般的一只船。渔女蹲在微翘的船头摆弄着湿漉漉的丝网,象在捞取一个殷实的希望。河心荡起柔滑的波纹,仿佛岁月的年轮,在我的心之湖溅起翔舞的涟漪。我的思绪伸向历史的深处。血与火中,     

鲜为人知的隐秘机构“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澳门日报》：宋楚瑜搭桥之旅的重要成果

率领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的宋楚瑜主席,五月十二日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两党之间就两岸关系达成了六点共识。《澳门日报》今日的社评指出,胡宋会谈公报发表的六项共识成为这次“搭桥之旅”的重要成果,继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后,在两岸之间搭建起又一沟通与对话的桥梁,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社评说,在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报六点共识中,双方对“九二共识”的看法无疑是最重要的。公报把一九九二年达成的“一中”共识、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各自就“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表述原文重复发表一次,以…     

全球化治理与市场经济路径选择——斯蒂格利茨新作《让全球化发挥作用》评述

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中显现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他们推行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实现市场经济路径的选择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政府干预是促进市场经济路径多样化的重要条件,而民主决策是保证在多样化的选择中找到合适路径的必要手段.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论网络民情预警机制的构建

网络是现时代民意表达最重要的载体,建立网络民情预警机制对于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分析了网络民情的特质,勾画了网络民情预警机制的基本框架:网络民情信息机制和网络民情问题解决机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论商业生态道德

商业生态道德是在拯救生态环境危机的绿色群众运动浪潮中,适应商业生态发展模式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已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体系。加强商业生态道德建设,建立一门专门研究商业生态道德的新学科———商业生态伦理学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     

精英的流变：20世纪公共传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20世纪初新式传媒的崛起构成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制度性媒介之一。通过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的关联，基于公共传媒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演变，以及随之展现的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来审视知识分子在20世纪大时代变动下三含阶段的不同境遇，以此解析20世纪中国精英的流变及其和大众的关系。精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启蒙者到大众时代成为“多余人”，再到市场经济时代与大众平行互动的“媒介人”，这样的角色转变与所处的思想环境有巨大的关联。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真理、文化权威与知识生产的时代性--兼评福柯对真理话语的微观权力分析

真理、权力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是当代法国哲学大师福柯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福柯关注的是局部性的、非法的、被压制的知识的生产问题.其实,真理话语的形成受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权威的影响.为此,必须审视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权威影响下的真理观的特征,并在反思工业文明真理观念与知识观念缺陷的基础上,探讨后工业时代真理观念及其知识生产的发展趋势.     

学报编排规范化浅析

学报编排规范化是学报管理规范化对提高刊物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学报编排应提倡规范化，但不适宜标准化。学报编排规范化追求的是学报形式的统一性，有利于学报的传播；学报的特色主要在于所选文章内容的学术理论水平与新颖度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学报编排规范化与建设有特色的学报并不矛盾。现有规范中存在的问题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詹姆士实用主义真理观研探

真理观是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传统哲学在谈论真理问题时,通常把价值问题撇在一边,否认真理有价值内容。詹姆士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真理的价值性。本文从“真理的发生过程,真理的人本主义基础,利真善美的统一”三个方面详述了詹姆士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并做出了恰当的评价。     

广西壮族习惯法探究

文章对广西壮族习惯法的起源、产生、发展与运行进行了探究,认为壮族习惯法起源于宗教禁忌,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春秋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稳定于秦代,成熟于汉代,成文于清代。并依靠大小头人制度传承运行。这些习惯法对于保证壮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壮民族地区的共同利益,促进壮民族地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组织化调控视角下的宗族与农村社区警务

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方式主要是组织化调控。该调控方式在确保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同时，要求引进体制外的治理资源：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需要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但目前农村地区却面临着组织和制度缺失的困境。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和控制系统的宗族，在农村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为了弥补巨大的农村社会空隙，应发挥宗族的积极社会功能，为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