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立法解释——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解释权为视角

刑法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规定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表现形式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之外，对刑法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对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理论界一直充满着怀疑和指责，主张废除立法解释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即使是赞同保留立法解释的学者，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比如从解释方式上看，     

生意第一还是关系第一？

在生意导向型市场，你通常在几分钟的短暂交流后就能够开始谈生意，并且你能在几天内了解你的生意导向型伙伴的大部分情况，而不像在关系导向型文化中，如中国、沙特阿拉伯那样，需要几个星期或者数月。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

成文法的局限性需要刑法解释,司法解释在刑法解释中占了大部分比例。目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刑法司法解释主体不规范、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效力冲突等,因此,需要找到相应的完善方法。     

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为背景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先进和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形成鲜明反差。《刑法修正案(八)》采取利用刑法现有罪名解释规定及增补新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完善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的刑法规制,但仍需弥补器官受体购买行为、走私人体器官行为的刑事立法空白,以进一步健全我国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为背景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先进和器官移植立法的滞后形成鲜明反差。《刑法修正案(八)》采取利用刑法现有罪名解释规定及增补新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完善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的刑法规制,但仍需弥补器官受体购买行为、走私人体器官行为的刑事立法空白,以进一步健全我国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刑法规制。     

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对刑法典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作为刑法立法的一部分。从应然角度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不应包括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或将轻刑种改为重刑种。刑法修正案的效力级别与刑法典相同,它作为补充立法模式不同于单行刑法,也有别于立法解释。自从1997年的《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现已颁布五个刑法修正案,可见刑法修正案已成为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一种主要方式。     

应摆脱被动应对的刑事立法局面——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信用卡犯罪的立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信用卡含义所作的立法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中关于信用卡犯罪的规定,都表明刑事立法没有摆脱被动局面.根据信用卡犯罪的现状,为了摆脱被动立法的局面,应采取概括性的立法方式.     

刑法司法解释应坚持反对类推解释原则

1997年刑法虽然在立法上废除了类推制度、将罪刑法定原则予以立法化,但并未遏制住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类推解释较为普遍地长期存在的现象。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     

脱逃罪的追诉时效探析——基于刑法目的解释维度

脱逃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脱逃罪不属于连续犯或继续犯,《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不适用于有关脱逃罪追诉时效的分析。基于《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对"立案侦查"采用严格的文义解释将导致该款立法目的无法实现,需要采用扩大解释技巧,将监狱的追逃行为纳入"立案侦查"范畴。这一解释方法和技巧是恰当的,目的解释在刑法解释中应具有决定性。     

试论刑法解释权的改革

我国现行刑法解释的多元存在源于解释权的多头拥有,现行刑法解释权的改革必须从多元归于一统。建议取消刑法立法解释,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刑法司法解释体系,同时兼顾司法权威与保障言论自由的互生互助关系。     

中国警务改革的新模式

民意导向型警务是第五次警务革命中的一股＂春风＂;＂警务广场＂战略符合世界警务发展的大趋势;＂警务广场＂战略解决了中国警务改革的瓶颈问题。     

人民主体与我国刑法解释立场转向

刑法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均根源于人民主权理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下的卢梭和洛克之争,法理的同源性决定论争难有实质性的解释“增量”,更难说推动刑事司法善治。“人民主体论”超越“人民主权论”,是历史观和基于历史观基础上的政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可用人民主体论为我国刑法解释理论论争“定分止争”并将其融入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为体,确立面向公众共识、面向刑事政策、面向所有人发展的刑法的主体解释观,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解码中国刑法解释何以有理的大问题。     

我国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死刑的存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我国立法中,死刑罪名繁多,死刑适用泛滥,死刑适用正当程序不健全等弊端并存于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在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而保留了死刑的前提下,对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韪应在在刑法规范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予以规定。     

刑事立法活性化与谦抑性原则之辩证

刑事立法活性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因犯罪圈扩大而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现状感到担忧,因而有学者以刑法的谦抑性为由反对刑事立法活性化。倘若对谦抑性作文义解释,谦抑性就会被理解为只是一味地限缩,这显然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矛盾的,实际上也曲解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初衷。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需要对谦抑性作合乎逻辑的目的解释,这样一来,刑事立法活性化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关系也就需要被重新理解。当今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应当由"抑制处罚"转变为"合理处罚"。谦抑性的核心在"谦"而不在"抑"。刑事立法的关键在于理性立法、合理入罪、适当处罚。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从刑法解释泛化现象反思刑法解释的底线

对刑法条文过度解读或是创设性解释的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对刑法解释底线的随意破坏。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实质导向目的解释扩张适用所引发的刑法解释危机,践踏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严格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解释应该自我节制,遵循形式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理念在文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活动最大空间内进行,这是刑法解释结论合理合法的基础所在。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刑法修正案涉及的主要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修正案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补充,它必将会对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对刑法修正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介绍如下:一、关于采用修正案方式修改刑法的问题国务院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     

规范解释视角：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研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犯罪得以滋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刑法的规制力不足不仅在于法所具有的普遍滞后性,更在于对现行规范的解释有效性的缺乏。以规范解释为视角进行分析,包庇的行为内涵应当限于立法所规定的＂作假证＂;不作为不能作为包庇的方式;包庇的对象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及为该组织利益而犯罪的内部成员,以及危害程度更高的黑社会组织。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