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心灵治理是通过非物质手段和非强制手段影响人的思维过程的公共管理路径,它通过培养人的社会性需求和影响人对需求的价值认知而使其自愿降低或抑制个人的特定需求,以此来解决公共问题。心灵治理路径具有物质治理路径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有助于降低公共管理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和消耗。心灵治理的基本典范主要有四种,即意识形态范式、伦理范式、宗教范式和科学理性范式。当今以西方经验为背景的公共管理学一直漠视甚至无视心灵治理,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应重续注重心灵治理的传统,开拓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它由以下内容构成：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概念、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国家正义的实现和国家正义的维持。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在于：第一，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础，但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都存在问题，而且柏拉图夸大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对应性，并忽视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哲学王统治是国家正义和普遍的个人正义实现的关键，但柏拉图没有意识到哲学王统治与国家正义一致的或然性以及哲学王统治本身的内在困难；第三，国家正义和普遍个人正义的维持依赖于公共教育和公有制度，但实际上它们并不能真正维持国家正义。     

“公司利他权”之践行机制

要想真正使公司董事等高管积极实施＂利他权＂,在我国不仅要树立和普及＂公司利他权＂之＂价值理念＂;在《公司法》方面还应明确规定＂公司利他权＂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条款＂、＂抽象性目的条款＂、＂一般权利和具体权利＂,更应明确规定董事等公司高管之＂商业判断规则＂;再者,还应不断完善相关＂公司利他权＂方面之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及行为,并辅之以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治安承包的理论与实践

治安承包是指将特定区域的治安采取竞争、有偿的方法承包给某一组织或个人,通过考核、奖惩,调动承包人的积极性,以提高管理、防范效果为目的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其理论依据为:公共治安是一种公共物品,但不排斥由私人来生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与提供的单一性矛盾,需要引入多元公共治安的提供方式;治安承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现行的各种治安承包模式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前景上看,由于引入了竞争机制,治安承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普遍推广中需要解决相关的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SDM模型的探讨CSSCI

空间因素具有非中性特征,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根据我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中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针对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区域差异显著、内部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完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手段;二是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实现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三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完善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     

政治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之维

政治正义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问题。政治正义通过确保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催生公共理性、达成重叠共识,为和谐社会奠定公正性基础、合理性基础和道义基础,因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之维。当前,我国应当从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两方面着手,来实现政治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SDM模型的探讨

空间因素具有非中性特征,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根据我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中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针对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区域差异显著、内部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完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手段;二是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实现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三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完善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     

效率、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效率、公平和正义的关系。作者指出,我国目前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正义存在欠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围绕社会正义实现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     

“富裕社会”的正义信仰何以可能——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逻辑

社会正义是当代中国诸领域之最高的德性价值新话语。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观的建构,必须先行明确使＂正义＂作为一个问题——非正义性现实的症结、难点、实质所在。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的正义难题,在于没有形成一种有完善而有力的社会＂公共价值＂体系,以此来应对、规约日益膨胀的私欲对于社会公共财富的侵占和不断的＂合法化＂要求。在现代政治哲学视域内,我们需要探寻一种由准＂富裕社会＂到＂美好社会＂的价值通道,以此化解＂财富＂与＂正义信仰＂之间的严重的冲突,从而切实回归公共价值实现的真实目标——中国民众之普遍而真实的福祉。从制度安排上讲,则要立足现代政府之实施正义能力形成的角度,从＂权力政治＂形态走向＂权利政治＂,体现现代人本政治的公共性旨趣;从社会治理理念上讲,是遵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共同富裕＂、＂改革成果人民共享＂等理念,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性症结——财富分配问题,做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智识性贡献。     

公共政策何以偏离正义——兼论“公民不服从”的现实意蕴与正当前提

公共政策总是指向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目标的达成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本质应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并不能始终不渝地追求正义目标。政策主体的错位、缺位和程序正义的不足以及制度权威的失落等原因,往往导致公共政策偏离正义。在一定的正当性前提下,对于偏离正义的公共政策,＂公民不服从＂具有独特的现实意蕴。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性别正义

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观通常给人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印象。女性主义对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方式、基本理念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在其中性别正义是缺失的。性别正义缺失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为实现性别正义,必须超越这种二分法。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的反思和重构——从自诉制度的改革看起诉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一直采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被学界和司法部门所肯定，尤其是自诉制度存在积极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起诉方式并存模式的合理性，学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通过分析自诉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应当废除自诉制度，将自诉制度的优点纳入到公诉程序之中，实行公诉垄断主义的追诉模式，从而更加有力的打击和惩罚犯罪。     

略论“保密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彭宇案”和解协议为例

＂：保密＂是商业行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措施。在民事调解中,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保密条款＂也被广泛运用。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保密条款运用不当可能会带来不良社会后果,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好心救人却要赔偿＂的彭宇案就涉及到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文中以彭宇案为例,探讨了＂保密条款＂合理运用的司法与社会效果。     

公安院校治安专业课程项目化教学初探--以《消防管理》课程为例

以警察职业化教育为背景,突出学生专业知识向实际工作岗位能力的转化并最终形成职业核心能力是公安教育的重要方向。项目化教学法可根据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以密切联系职业岗位工作需求的方式,将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有机结合。当前公安院校《消防管理》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问题,因此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应紧密围绕民警日常消防管理工作中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以消防工作任务来确定项目化课程的核心内容,设计课程教学项目,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对公安机关禁毒舆论引导工作的思考

舆论引导,是一种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公安机关必须积极深入研究各种交流手段,将禁毒相关知识以各种途径传递到不同类型公众身边,并及时回应各类舆情,以交流互动的形式解决各类公众存在的疑点,最终将公众的思想引领到健康的轨道上来,高度重视和加强禁毒舆论引导工作,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第一时间抢占舆论阵地最高点,把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有利于社会平安和谐稳定的轨道上来。     

认识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对性服务妇女服务原则的一种理解

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尊"回落到日常生活中:"自尊"只能是——也必须是一种个人对于自己是否尊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由此出发,对性服务妇女个体在实施服务时所坚持的选择原则的解读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捡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间——边缘和底层者的自尊以私人体验的形式掏空了"自尊"原有的德性的意义,使之回归平凡;破坏了"自尊"原有的社会范式,使之成为一种私人体验;挑战了"自尊"原有的公共空间类型,使之具有了私人空间特有的张力。而也正是从这一人类原始精神出发的对他人生命—生活及其表现/表达的尊重和理解,使研究者能够突破自身"此在"和"此知"的疆界,进入研究对象"自尊"的"此在"和"此知"之中,并被研究对象的心理空间接纳,认识和了解/理解了有关自尊私人体验和私人空间的"能在"和"能知"。     

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保障机制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社会公正，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目的。然而良好的生活愿景不能自发的达成，社会公正的理想需要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政府政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恐难实现。从公共政策中的权力、目标与工具这三个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出发，探寻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来保障和实现社会公正。     

治安指导概论

治安指导是行政指导的一种具体形式 ,是公安机关实现治安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其特征是 :主体具有特定性 ,性质具有行政性 ,方式具有多样性 ,内容是相对人的某种安全需要 ,以相对人的自愿为前提 ,治安指导行为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其主要方式为 :警示、建议、发布警方消息。必要性、正当性和自愿性为其基本原则。公安机关实施治安指导行为必须符合的条件是 :对治安指导的事务具有法定的管辖权 ;不以相对人的同意为实施的前提条件 ;实施治安指导要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台湾民意调查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通过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析,能够解读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偏好、态度、评价或选择,可以作为政策规划制定、执行及评估时的参考。台湾民意调查最早源自《台湾新生报》在1952年2月进行的对日合约民意调查。此后,《联合报》、《中国时报》、TVBS等媒体也相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立民意调查部门,适时针对重要的公共议题进行调查。1987年"解严"后,言论更加自由开放,民意调查不仅更加频繁,范围也持续扩大。除大众媒体外,学术机构如"中央研究院"、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北大学民意调查中心、金门大学民意调查中心等,"政府单位"如"研考会"、"国科会",以及各县市政府,每年都执行各种议题的民意调查。本文从民意调查之方法讨论起,对台湾民意调查发展及民调机构进行概述与介绍;讨论台湾近几年较重要之公共议题民意测验结果;最后,以2012年大选各种民意调查结果与选举结果进行比对,以分析台湾民意调查的发展趋势及对公共事务之影响。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