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服务制度安排视域下的警民和谐建设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证明政府(警察机构)集中提供公共安全服务而导致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可以运用多中心(相对于传统意义上政府与市场秩序的二元思维)的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地方分权和社区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不断改进公共安全服务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推进和创新警民和谐化建设。公共安全服务的制度安排研究,为探索和创新警民和谐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合作网络

良好的公共安全状况是公民的基本需求,是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本质,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分析工具,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进行制度分析,试图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机制,推动该领域多元行动者的共治之道。笔者认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领域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初显端倪;多元行动者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协作网络、公私伙伴关系及社会合作网络等主要互动网络形式,逐渐使多元化和高质量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需求变为现实。     

反恐中的“权利让渡”:一种构建公共安全的社会成本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有组织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是当今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反恐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导致部分公民与群体的不适和抵触心理以及抵触行为。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社会动员明确公共生活中个体权利让渡的必然性,形成反恐社会参与中广泛的公民自觉,充分发挥反恐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的应有效能。     

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与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研究——基于对江苏Z市的实证调查

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方向。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对社会公共安全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对江苏Z市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表明,小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安全感与政府为新市民服务的质量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密切相关,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状况及社会组织与流动人口的关系会对社会公共安全感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及社会公共安全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协同,形成自组织网络,形成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良性体系。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及其实现途径——以浙江省为例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纯粹的公有公益物品.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运用公共财政,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安全服务.当前基本公共安全服务非均等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弱势群体以及城乡应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供给不足.通过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创新机制建设、重视弱势群体的救助及其犯罪矫正、完善城乡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等途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安全服务的均等化.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由政府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由市场中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新型社会公共安全模式特别应在社区治安和犯罪预防方面突出体现公共安全市场的特点。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基于协同学的一种框架分析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目前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从公共安全供给的视角出发,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型向多中心协同供给模式转变.在协同学理论的解释框架下,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区域社会治安为例,社会公共安全协同的序参量与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对社会安全的协同供给起基础性作用.权责与组织、文化、政策和技术共同构成影响社会治安管理协同序参量的要素,而人力、结构、信息、关系等诸多子系统的协调运动成为社会治安自组织形成和宏观协同的动力.     

论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及政府责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实行政府高度垄断,政府公共支出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这就导致我国政府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因素。因此, 必须对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改革。     

重庆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的困境与路径

正据统计,重庆社会组织总量达17154个,志愿服务组织总数达34466个,实名认证志愿者总数达5264030人[1],彰显了社会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社会组织也因"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搭建风险信息沟通平台、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供给多样化公共安全服务产品"[2]等功能优势,成为协助政府治理应急管理工作的有益力量。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时,存在登记制度联动缺位、信息联动错位、激励政策联动缺位等三大困境,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服务协同作用的发挥。为此,可从厘清业务界限、优化信息平台、完善激励政策三个方面提升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