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历史诠释历史——影像史学在历史记录中的“意义阐述”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影像史学”在史学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用。“影像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变革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对拓宽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延伸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普及历史学的大众应用，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史学工作者如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影像史学、书写史学、口述史学等治史方式进行整合，将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一门传统的老学科，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新挑战，“影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一条新出路。     

铸炼社会之基、 民众福祉学科理念下的知识生产——经济民族学在云南大学的创建、传承与拓展

考察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成长， 将其放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中是十分必要 的。 20世纪上半叶所铸炼起的 “社会之基、民众福祉” 这一学术信念， 是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之基；＂魁阁时代” 则为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研究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学术基础。 对这一历史的回顾， 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 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是以开放的姿态来拓展它的路径。 它不仅实现了多学科的超越与融合， 而且理论方法是多元开放的， 它不会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 更不会拒绝新的理论工具与方法的运用。 当今， 经历数代人的传承与拓展， 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研究团队形成了更加开放、多元的学术志向与研究视野。     

历史学的视野与思维——对史学发展一个视角的回顾与前瞻

史学视野直接取决于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也是史学变迁的内在动力和依据。本文试图从“视野”的角度来把握史学史。 历史学的视野直接决定了历史思维,一定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变更直接取决于史学视野的拓宽程度,历史学每一次视野的扩大都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在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视野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变,并已开始第三次转变,即面临着从现实史到一切可能史的转变。1 人类早期文明的兴起是星星点点的,并且各自独立。作为人类较早叙述自已历史的史学的兴起以中国和希腊影响最大,也最早。远古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传说姑且不论,以文字形式流传的中     

建立新的史学研究体系

建立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应以正确处理史学内部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为原则,以求得史料研究与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当前研究与发展研究相统一:①史料研究,主要是对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进行整理、辨识、考证和编纂。②基础研究,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微观考察,到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探索;从对具体历史实体的定量、定性、定向分析,到     

美国“民族史学”发展历程：回溯、反思与展望

美国“民族史学”的发生发展，受到国家行为介入的深刻影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20世纪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分合“关系，而文化和“他”成为不断发展演变的美国“民族史学”始终关注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前景光明、期待新的发展的美国“民族史学”表现出“多样化与集中化并存”的发展态势。对美国“民族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总体回顾、反思和展望，对于推进美国“民族史学”的认知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建设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口述史学与“大跃进”史研究

现代口述史学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模式，适应了当今时代发展要求。“大跃进”研究一直是共和国史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但该领域对口述史学的运用和建设重视程度不高。通过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可以对“大跃进”史进行多维度、深层次、宽视角的把握，从而拓宽研究视野。因此，很有必要促使两者的有机结合。     

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 ,他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从史料的思想来源、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观的特征和影响等等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史料观的结构与功能 ,指出梁启超的史料观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史料观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和进步性 ,对当代治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贵州民族节日的地方文化特色

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内的各个人们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特点和精神风貌,包括该民族的社会历史、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社交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内容。也即是说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轨迹。因此,节日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是一种综合文化”,它具有民俗学、民族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许多学者对此给予关注,并撰文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某一个侧面进行详细论述,一种是作过于简单的概述,因而都不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本文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阶段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研究的不足。     

扁担山布依族的“戴假壳”风俗——论母权制与父权制的斗争

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学资料,特别是保存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民族学资料是很丰富的。但是,过去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个领域,甚至长期被当做“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猎奇”观点,而打入冷宫。其实,正如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所指出的,宗教是“古代风俗的贮藏库”①。认真研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有助于     

彝族"咒语"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彝族民间和彝文文献中的"咒语"的产生文化背景、内容、形式及其有关问题。在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民间相信咒语可以致人于死地,咒语也可以致鬼于死地。毕摩的彝文文献中有大量地相关文字记载,在民间也进行不同形式的诅咒活动。分析研究咒语的内容及其形式具有一定的社会语言学及民族学价值。     

文化与历史之间:吉首大学历史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建20年以来,历史民族学领域在江应梁先生所提倡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三结合的研究范式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杨庭硕先生学科团队所提倡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生态学"四结合的研究范式。20余年间,历史民族学研究结合田野与文献,先后推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丛书等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并主动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助推永顺老司城申遗成功,走出了一条有吉首大学特色的历史民族学研究之路。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

当前民族志文体的创新不断涌现,刘新的<自我的他性>一书可归为实验民族志一换类.其不仅成功地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概括为"自我的他性",而且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对人物的分析应当发展成为人类学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方式;经典民族志所呈现的"真实"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对在民族志中将主体性当作一种类似实体或本质的东西,而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     

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英文ethnicgroup这一术语引进中国后 ,普遍共识的翻译为“族群”。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实践中 ,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辨识ethnicgroup翻译为中文“族群”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台湾和大陆学界有关理解和应用“族群”概念中存在的问题 ,对“族群”应用的漫散无边和替代中文话语的“民族”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质疑 ,可以为全面理解和准确应用这一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以“认同”为核心的术语 (eth nicgroup)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民族学学科结构新论

民族与民族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两个不同侧面 ,偏重作为群体的民族研究的是狭义的民族学研究 ,而偏重民族社会及其不同层次研究的是广义民族学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广义民族研究分为哲学、综合、具体领域三个层次 ,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川南"都掌蛮"消亡原因探析

在唐、宋羁縻州制度和元代土司制度下,川南都掌蛮在笼络与安抚中获得发展空间而崛起,降至明初,明王朝对都掌蛮地区实行强行改土归流,遭到都掌蛮的强烈反抗.明王朝对都掌蛮多次征讨剿杀,残酷镇压,同时在都掌蛮地区推行强迫同化政策,致使都掌蛮难逃消亡噩运.对川南都掌蛮消亡原因进行探析,将引发我们对明朝民族政策和改土归流措施的反思.     

唐代茶法考述

文章对唐代税茶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 ,认为应当在唐德宗建中三年九月。文中还引用大量史料 ,论述了唐代税茶、榷茶的发展阶段及其走私与禁私之法。     

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 先有地区性的局部统一, 再逐步向多元一体过渡。从西南的地理环境、早期的文化起源、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及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郡县制度对西南民族融合的影响和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的形成等方面看, 这一历史规律在西南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广西壮族习惯法探究

文章对广西壮族习惯法的起源、产生、发展与运行进行了探究,认为壮族习惯法起源于宗教禁忌,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春秋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稳定于秦代,成熟于汉代,成文于清代。并依靠大小头人制度传承运行。这些习惯法对于保证壮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壮民族地区的共同利益,促进壮民族地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

宋代是我国古代灾荒救济较多的时代 ,其中富民参与灾荒救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富民在灾荒救济中提供大量物资的同时 ,还在平抑物价、安置灾民、救灾物资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富民参与宋代社会的灾荒救济有自愿及非自愿的差别 ,但他们广泛参与宋代灾荒救济这一事实表明 :富民已成为唐宋社会经济关系的中心。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中间层和稳定层 ,富民对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