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服务”:迈向服务型政府的探索——一个个案的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政策的变迁促使基层政权陷入到徘徊于从事经营性行为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困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基层政权尝试通过创新策略来弥合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紧张关系,基层政权运作机制的新变化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鉴于此,从嵌入理论中汲取资源,以G镇改革为案例,归纳基层政权"嵌入式服务"行为模式,并分析解释新时期基层政权运作的新变化。在基层社会日益复杂化和不规则化的背景下,G镇通过构建两级政府服务中心与让各类社会服务嵌入基层社区两个步骤,将各类公共服务项目有效地嵌入到基层社会,弥补了基层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不足,化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集体行为困境。G镇"嵌入式服务"是构建"服务型政权"的初步探索。然而,G镇"嵌入式服务"存在着上级政府主导与地方自主、政绩机理与公民导向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困境。为此,"嵌入式服务"的未来需要在上级政府推动、地方政府主动与基层民众反馈之间寻求有机的动态平衡。     

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以广东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然之意。广东省各级政府在十八大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县、镇、社区三级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走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全国前列。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揭示出各级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客观评价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有启示意义。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以河南省H村为例

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治理“缺位”：农民参与村务治理“边缘化”、农村协商民主缺位及乡村治理制度规范缺失等。这不仅有悖于基层民主自治初衷，亦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程序和制度链条，强调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在场”性、全过程性、有效性，并秉持协商原则，确保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全过程在场”。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有效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通过构建“两化三治”路径，即在坚持乡村民主治理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原则下，构建以公共理性加强德治、以行动赋权推动自治、以制度规范保障法治的乡村多元治理路径，从而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活力。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特征、问题及其运行风险 ——以长三角农村地区为例

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领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风向,对其特征、产生机制和问题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般而言,由于面临巨量的治理任务,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而且因为具有充足的治理资源而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中,二者相互匹配。由于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强行政控制模式,其本身存在着窒息基层治理活力、导致制度空转的风险。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坚持分类治理的理念,推动多元共治主体的实现,通过培育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新型社区文化的形成,通过推动三治融合,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两岸地方政府跨域共治机制浅析

“九二共识”以及现有区域治理实践为两岸地方政府共同治理奠定了基础。在高阶政治议题尚未根本解决情况下，两岸地方政府间可以先行对区域内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对面”事务共同治理。两岸地方政府可以协商借鉴已有的模式，以事务性为导向，在认识自身资源优劣势的基础上沟通并形成共识，加强制度建设并引导民间社会推动两岸共治。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共治视角下的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实践、局限及其优化路径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也是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探索。既有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上论证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微观过程的研究。本研究尝试以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实践运作为案例,详细呈现政社互动与官民共治格局下社会治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在广州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运作中,委员们通过坚持政策全过程参与,有效保证了共治质量。但同时,公咨委制度也存在不足,需从加强立法、明确职责定位,强化能力培训与经费补贴支持,严格遴选机制等维度着手加以进一步完善。     

柔性控制: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行逻辑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治理机制正在被广泛应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行政发包下的项目制的讨论,关注领域也主要是在农村项目制的运作上,对于项目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考察较少。本文通过上海市C社区基金会的案例,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具体运作机制及生成逻辑,并比较了从政府内部层级治理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中三种类型项目制的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主导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并在结构和过程上进行意志渗透、动员支持。但在客观上,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作仍然促进了整个社区自治与共治能力的提升。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逻辑类似于一种更为隐蔽化的柔性控制机制,这种策略调整,能够提升社区服务效率并增强回应性,也降低了运作成本和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为基层政府带来了风险转化,并且缓解了"资源消解自治"的困境,推进了基层政府逆行政化创新。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佛山禅城：以“五个一”打造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正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大力推进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通过"一体指挥、一网统管、一格共治、一码通办、一号通服",探索一条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智慧化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通过一体指挥,构建区、镇(街道)、村(居)、网格协同工作体系。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生态网格为底座,组建区、镇(街道)、村(居)三级社会治理机构,建立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美国地方治理制度创新的两个案例

实现善治是地方治理制度创新要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民众的参与，通过真正让民众参与决策，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民众的需求；二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督，通过对政府各个部门运作的数据收集分析，发现政府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提高政府运作绩效的方法。无独有偶，笔者2013年4、5月份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就遇到美困地方治理在这两个方面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案例。     

“筑室先治基”：基层治理变革过程视角下乡村营商环境的形塑机制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需要对接外部资本并使其有序发挥作用。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基于一个营商环境形塑的典型村庄Z村的考察，构建“破冰-变革-稳固”治理过程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在推动基层治理变革过程中形塑营商环境的过程及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资源向村庄聚合的有利外部环境下，村庄可以通过三个机制实现营商环境优化：可信机制形塑营商制度环境，专业化机制塑造营商服务环境，可见性机制培育营商人文环境。研究还发现，通过创建村民内生性组织，可以创造性地提升村民组织化程度；以“阶梯式”多重组织信任交叠，可以持续降低资本入乡交易成本。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社会力量嵌入基层治理变革，并推动乡村营商环境形塑的逻辑与规律。     

“以小见大”: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以重庆市合川区盐井街道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必须从基层出发,才能达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的。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结构逐步多元化,群众诉求日益多样化,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镇街作为最低一级行政层级,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重庆市合川区盐井街道坚持党建领航,针对群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基层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逻辑：基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历史特殊性、情境复杂性和经验多元性，其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领域”、集权简约治理与内生经纪型的治理逻辑，集体化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总体性支配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治理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党建引领与耦合互动的治理逻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行政吸纳—依附式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嵌入式委托代理关系、多层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多层次—情境嵌入性委托代理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