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以广东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然之意。广东省各级政府在十八大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县、镇、社区三级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走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全国前列。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揭示出各级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客观评价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有启示意义。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以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促进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基于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实践的分析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如何强化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才能在提升社会治理质量的同时确保党的领导权威?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的运营实践表明,提升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权威的有效方式不在于扩大组织规模,或者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而在于如何激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在转型时期,积极地推动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确保党在新型治理体系建设中扮演协调者、领导者角色,是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种可行方式。     

“放管服”背景下广东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探索、挑战与思考

特殊药品"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其监管必须达到"用得上,管得住"的双重目标。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广东省特殊药品监管部门以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为导向对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积累了诸多经验。但也面临着监管精细化程度不高、监管队伍有待加强、信息化建设亟需提升、相关法律法规缺位、缺乏制度化的协调工作机制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广东省特殊药品行政许可改革需要从监管精细化、强化队伍建设、构建"互联网+行政许可"、加强监管法治化、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     

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 我国央地立法权的配置机制北大核心

中央与地方围绕立法的关联和互动是我国央地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论文从宪法和立法法中的立法权位阶设置、地方行使立法权的实际情形,以及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三个维度聚焦立法权分配中的央地关系。研究认为,我国央地立法权分配除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外,在实践中还形成了“分级治理”的机制。中央通过建立并完善分层次、分程度的地方立法合法性审查框架,赋予不同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自主创新的差异化治理空间。这种非均衡性分权在确保中央权威与地方立法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兼容的同时,也使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风险稳定在可控范围内。探究央地立法权分配中的制度设置和主体互动,既可以为理解我国央地关系提供新维度,还可以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