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传统社会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解释的逻辑起点——以三省市实证调查为分析基础

司法统计显示,近二十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有日趋严峻之势。面对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为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工作提供依据。笔者认为,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设置——家庭和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正常社会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脱离传统社会控制是未成年人犯罪解释的逻辑起点。家庭控制的疏离表现为未成年人夜不归宿,原因在于家庭结构残缺和粗暴的教养方式。学校控制缺失表现为未成年人旷课逃学乃至辍学离校,原因在于教师体罚的教育方式和未成年人自身学习能力不高。     

“大社会”视野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研究

财产权是公民重要的人权内容之一,刑事诉讼应像重视人身权一样认真对待财产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对公民财产权利影响巨大,司法公正要求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应具有程序正当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将涉案财物仅仅限定为诉讼标的,缺乏将涉案财物置于整体社会情境下的思考,减损了物权价值和市场功能。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程序性处理制度具有碎片化、同质化、行政化以及目的单一化等缺点,应以"大社会"视角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统一立法,并对物强制措施进行体系性和多样化构建,以及对其进行诉讼化的程序设计。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一直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指导方针。若要使该制度发挥其优越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关键是明晰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以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研究视角,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之内容,才能准确界定其属于量刑证据材料。     

在场:社会工作者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在刑事司法领域是"未成年人保护最大化"的重要体现和保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实践中的"出场"呈现多样化特点。社会工作者的出场,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在场"的中立性、专业性、社会性和职业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社会工作者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存在社会认同、经费保障和队伍建设等"在场"困境。     

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统筹考虑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我国长期推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机遇,应当在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儿童发展纲要》所确立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转变,实现增进权益和预防犯罪的双赢。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的转变,有利于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注入新理念、新动力和新方法,从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朝着"整合模式"的方向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突破口。     

社会极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根源

社会转型期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增长,其社会根源在于由于社会制度不公正、社会发展失衡所产生的社会极化。预防和控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社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和谐。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决定的客观化建构——以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结果为判断基础

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我国审前羁押程序设计中侦查权一家独大,逮捕等羁押手段出现了功能性的异化倾向。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通过相关立法改革,以及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成立,为在检察阶段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分流转处程序创造了条件,但建构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或者"检察中心主义",彻底贯彻"未成年人特殊论"这一基本原则,仍有待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就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而言,应围绕"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这一关键要素的量化分析模式展开,在摸索评估客观化、程序化建构的同时,为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存在的"可操作性问题"积累经验。     

未成年人犯罪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教育刑理论、刑罚个别化和实证学派的决定论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刑事法律中应当将未成年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必经程序,设置＂多层次共存、专兼职结合＂的调查主体制度,明确社会调查的阶段和调查报告的性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主体及程序设置刍议

修正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了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为公、检、法机关,但并未明确实施主体.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司法实践及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中社会调查实施主体存在的问题:要么不能客观、全面调查,要么无力深入调查,要么无法全面推广.为此,笔者认为应由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共同担任实施主体,并对两部门该如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调查报告,提出管窥之见.     

建造公平正义的“阳光驿站”

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增无减,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而又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审查起诉环节也是一项"阳光工程"。未成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增无减,因此,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而又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审查起诉环节也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阳光工程"。     

未成年人社会责任能力培养模式探究

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能力培养,包括未成年人自我责任意识的养成、自助自救能力的训练、社会责任能力的强化,以及助人维权等几方面过程的有机衔接.社会责任能力培养模式,是由启蒙、自觉、训练和强化的渐进教育过程构成,以监护人、学校、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良性互动与配合,教育未成年人掌握并提高社会责任能力.     

社会环境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互动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状况与社会环境的优劣状况密不可分。未成年人的成长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和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环境决定、影响和制约着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与社会环境的优劣有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人具有自主能动性，未成年人综合素质的高低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未成年人综合素质的全面增强是形成社会环境良好状况的途径之一。     

未成年刑事犯犯罪心理成因与矫治策略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数据为例

针对乌鲁木齐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呈多发态势,结合对乌鲁木齐未管所和新疆女子监狱在押的未成年刑事犯进行问卷调查,从家庭、学校、社会、同伴关系、宗教及涉案情况等五个方面分析其犯罪心理成因,提出心理矫治和预防策略,从而为有效控制和降低乌鲁木齐市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     

减少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问题

当前，离异家庭未成年人犯罪不断上升，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今年以来，虹口区检察院未检科共受理起诉案件38件，涉案70人，其中未成年人53人，占受理犯罪人数76％，其中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19人，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36％，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0％：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以下特点：     

“杀人转运”背后的犯罪逻辑——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一帖＂见血转运＂的网络谬言竟然使得一位未成年人对无辜受害人痛下杀手,这其中的个体原因有自身不健康的人格和心理使得其在体验暴力的同时冲破人性道德底线,也有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当、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和不良网络环境的引诱等社会原因促使其走向犯罪道路。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通过对未成年人实施心理救助,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等方式从根本上破除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结构,力争把未成年人犯罪降低到最低点。     

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的历史和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历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少年司法制度探索的深入,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本身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向外延伸”方面的缓处考察、诉前考察和社会服务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如帮教组织的老化、不固定,重教轻帮和相应立法的缺乏等。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若干问题研究

2019年4月,团中央、最高检决定在北京市海淀区等40个地区开展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作为一项创新工作和配套措施,属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重要的一环。由于其从属于少年司法体系,且出现时间晚,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客观上存在着理论研究匮乏、工作模式混乱、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阻碍了司法工作的进一步提升。当下研究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对于弥补理论不足,破解司法困局,助力少年司法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厘清相关概念,指出其应当具有专业化、全面化、处遇化的特点,并通过分析司法实践样态及难题,探究体系的内在属性和外部关系。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拓宽服务内容,明确衔接机制,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阵地,多方参与的层次化、专业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的历史和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历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少年司法制度探索的深入,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本身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向外延伸”方面的缓处考察、诉前考察和社会服务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如帮教组织的老化、不固定,重教轻帮和相应立法的缺乏等。     

关于济南市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调查研究

济南市在2003年开始搞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试点,在调研中发现3年来社区矫正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优势十分突出,同时也发现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系统、庞大的社会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支持,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宽容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