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推定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之反思

《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该规则不合理地加重了夫妻中非举债方的证明责任,过于重视交易安全而忽略了婚姻安全,过于强调夫妻财产关系的一体性而忽视了家事代理的有限性,过于强调形式公平而忽视了结果公正,而且在理解与适用中也存在偏差。正确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应着眼于其推定规则的性质,保障夫妻中非举债方有足够的反驳机会,并适度降低其证明标准。从长远看,应修正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有相反证据证明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除外。     

试论证据法上推定的适用

推定是现代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明方式,应该规则化。在深刻认识其属性、特征及价值的基础上,我们更要研究推定适用的条件、范围、规则及其依据的经验法则,以促进立法的完善,保证推定的适当适用。     

刑事推定规范的创制及其限制

推定是根据经验规则和事实之间的盖然性常态联系考虑而确立的一种假定,是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推定事实的法律机制与规则。在诉讼中合理运用推定,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证明,使某些不必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要素直接得到确认,同样可以起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适当创制推定规范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推定将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左,必须严格限制。为了确保刑事推定的正确运用,在创制我国刑事推定规范时,应当对推定的适用条件、方式等诸方面予以严格限制。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刑法适用——以立法推定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极为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因为对立法精神的解读存在偏差。该规定既非法律拟制,也非注意规定,而是可反驳的立法推定。其意旨在于,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减轻犯罪检控的证明负担,并实现严密刑事法网之效果。这一立法推定应全面适用于主观罪过、因果关系和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应基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确立推定规则和反证标准。     

论贩毒案件中推定的必要性及限度

基于法定证据类型在贩毒案件中的特点以及打击贩毒犯罪形势的严峻性,推定,作为证明责任的特殊配置方式有其适用的必要性,是秩序与效率法价值的一种制度体现。在认真分析贩毒案件中推定的几种类型的同时,深入研究法价值的多元性与动态均衡性的特点以及推定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地位,从而得出要认真对待推定、有限度适用推定的结论。     

犯罪故意与刑事法推定的结合考量

刑事诉讼中,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为孤证而无法证明犯罪故意时只能运用间接证据来间接证明。而间接证据的特点在于其不能单独直观地证明案件事实,以及由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链。对于其存在的缝隙或空白,应当运用推定来证明犯罪故意。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深度链接行为民刑交叉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度链接行为越来越普遍。深度链接不仅是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也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领域,构成相关的知识产权犯罪。在民事中,设链方的主观"应知"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在刑事中只能是故意。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应知时,可以引入推定的方法,推定制度在刑法中理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是推定会存在风险,因此在推定过程中应该允许被告人反驳。     

《人民警察法》规范性的实证分析

《人民警察法》的低适用率折射出法律本身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人民警察法》中124条法律规则的全样本分析表明:31.45%的法律规则的条件假定需要推定,34.7%的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28.2%的法律规则未能设定任何法律后果。此外,警察法的过分离散化使得警察立法缺乏统一性。因此,《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并应吸收其他相关法,在立法技术上走向法典化。     

《人民警察法》规范性的实证分析

《人民警察法》的低适用率折射出法律本身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人民警察法》中124条法律规则的全样本分析发现:31.45%的法律规则的条件假定需要推定,34.7%的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28.2%的法律规则未能设定任何法律后果。此外,警察法的过分离散化使得警察立法缺乏统一性。因此,《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并吸收其他相关法,在立法技术上走向法典化。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在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加的一个罪名。由于法律对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这一主体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容易产生分歧,本文将依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国情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论述,并重点探讨犯罪主体的界定问题。     

由一则案例论受贿罪中未收受到财物行为的认定

商业贿赂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常有发生,因社会发展使得受贿行为方式花样繁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难度。面对相关案例时,需要明确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受贿的本质是以职务行为中的权换取行贿人给予的利,只要受贿人有接受贿赂的意向,客观上接受了行贿人提供的利益就可以成立受贿罪。最后的利益是否在受贿人手中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论新形势下受贿犯罪案件的侦破

随着立法的完善和受贿犯罪规律的变化,以往那种强攻硬取口供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侦破受贿案件的需要。检察机关应当将侦查受贿案件的工作重心前移,在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全面细致地收集证据,同时运用各种审讯技巧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并固定各个环节的证据,如此才能顺利侦破受贿案件并确保案件质量。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在收受型受贿罪中设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归属于主观方面,属于犯罪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该要件应从"他人"、"谋取"、"利益"等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论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固定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的一切真实情况,是查处贿赂职务犯罪案件的成案的关键。本文根据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从办案人员在办案中怎样发现有罪证据、收集贿赂案件证据材料的主要方法,从而采取对策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固定,做到证据确凿,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防止错案的发生,保证案件质量,有力打击职务犯罪。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无罪推定与控辩对抗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石性原则,控辩对抗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罪推定原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控辩对抗的精神和要求,而刑事普通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形成与对抗性的增强离不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础上,改革与完善有关控辩对抗的制度与程序设置。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