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

刑事案件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疑问且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构成疑罪.疑罪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机关承担,证据不足则指控之罪不成立.被控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司法机关综合分析疑罪案件中的证据后,判决有罪所依据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认定,否则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作出无罪判决.     

罪与非罪之疑罪的犯罪构成考察

罪与非罪之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形。罪与非罪之疑罪完全可以用犯罪构成去考察。只要犯罪构成中的任意一个构成要件存在合理怀疑,该案就不属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案件,就应当按照疑罪来认定和处理。     

被告人悔罪表现与行使辩解权

被告人承认指控事实和证据 ,但对行为性质、责任大小进行辩解 ,不应认定其没有悔罪表现。被告人悔罪表现与行使辩解权同属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范畴 ,两项权利之间并不互相排斥。     

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重要环节。然而,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却一直为理论界所质疑,司法实践对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及其是否具有可诉性也没有形成共识。《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安全法》回避了原《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对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的提法,强调“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并将过去一直沿用的“…     

认罪认罚制度中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是建立在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上的从宽处罚制度。该自愿性以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和知晓指控事实与法律后果为前提,因而应当坚持客观上是否具有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和主观上是否知晓有关事项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风险,应当构建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内容的自愿性保障机制,使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辩护权和反悔权得以顺利行使,并通过完善侦讯和录音录像制度、明确量刑建议标准和加强案件审查等方式实现权力制约。     

论射击残留物的检验

在枪击案件中,射击残留物的检验结论是一种重要证据。通过对射击残留物进行检验,可以确定是否有枪击事实发生、枪支弹种及其特点等,并且对于认定某人是否为射击者或最近是否接触过枪支以及认定枪击案件性质,确定和缩小侦查范围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其中,对射击残留物检验的技术方法确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枪击案件认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理论之评析

学界有关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讨论的争点可概括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对案件事实的"再现"提出了绝对化的要求,导致了追求客观真实与实现其他诉讼价值之间的冲突."法律真实说"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面理解出发,承认诉讼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和认识时空范围的有限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证据制度中的真实反映.尊重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证据的证明价值有多大就认定多大,既不夸大证据的证明力,也不缩小证据的证明力.     

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之关系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是在诉讼活动中 ,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两种不同制度。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 ,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 ,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具体的确信 ,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法定证据是指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 ,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的约束。目前 ,就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构建 ,是实行自由心证 ,还是实行法定证据 ,还是二者相结合 ,理论上众说纷纭。本文结合诉讼活动认识规律 ,对自由心证与法定证…     

论侵犯名誉权的司法认定——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100号判决书研读

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100号判决书为研究名誉侵权案件的司法认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反映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否定者不负证明责任的古老法则,侵权人应就所言事实为真承担证明责任。名誉侵权行为指向的对象特定的认定标准并不仅限于指名道姓,只要侵权人的表述足以使人认定为某人也应认定指向对象特定。名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与诽谤字数的多少无关,侵犯名誉权损害事实的认定应以侵权行为是否为第三人知悉为标准,至于知悉人数多少,不影响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     

证据能力及其判断标准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证据理论，其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审前证据筛选程序”。我国学者因受不同证据理论的影响，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证据能力是指“能否进入庭审”还是“能否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同时，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研究与证据本质之间的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唯有确定的证据概念，证据能力问题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而证据能力的研究如果离开了与证据本质的衔接，也难以真正系统地解决该问题。因此，应当坚持证据概念及其属性与证据能力确定上的一致性，证据的属性也就成为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     

毒品案件证据特点分析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是案件的生命,是案件的灵魂,证据是办案永恒的主题,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才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任务.毒品案件的特点是没有特定的报案人,没有明确的犯罪现场,无特定的侵害人和被害人,侦查方式具有特殊性.毒品案件证据的特点包括证据的相对单一性,证据的即时性,证据的易毁坏性,证据推定力的虚弱性.     

从一起案例看间接证据的运用

随着法制化进程逐步推进,犯罪嫌疑人翻供、缺乏有力直接证据的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出现,如何充分、合理利用现有的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对公诉人审查起诉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一起翻供案例的审查起诉过程,分析探讨间接证据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作用。     

析侦查实验、搜查、辨认三种笔录的证据能力

立法上规定的刑事证据有七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如侦查实验、搜查、辨认笔录等。因此这几种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笔录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应当归属于何种证据是个需要迫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

事实的普遍联系性是刑事侦查认识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是指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和其他认识主体在犯罪预谋、发生、结束过程中对犯罪事实及与其存在普遍联系的其他事实的认定。刑事侦查中的法律认定，是指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是侦查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提起公诉的事实依据。事实认定与法律认定的关系是：所有的法律认定都是事实认定；事实认定是前提，法律认定是推论。     

逻辑视野下的间接证据

在现代司法活动中,间接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传统办案习惯和“人证情结”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从逻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间接证据的本质,分析其在刑事推理中的具体运用,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使用间接证据。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司法审判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具体解释,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定,以确保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和所获取的证据材料能合乎法院的要求,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而对依此证据材料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肯定的评判。另外,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对于"毒树之果"、瑕疵证据、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谈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

我国工伤认定过程中经常遇到关键事实无法查清或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冲突的情况,但由于我国尚未设置工伤认定证据证明标准,导致在实务工作中引发各种争议和纠纷。文章分析了工伤认定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情况及实务中工伤认定证明标准的采用情况,并就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的立法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