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不起诉案件民事赔偿代理程序探析

某些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虽然定罪证据不足,但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是充足的。依据现有法律,公诉机关就案件的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也随之终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诉求也就不能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而不得不转入自诉程序。这种诉讼结局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侦查机关已取得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也加重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难度和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被害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缠访缠诉。因此。最为合理的作法是对此类案件应当由公诉机关代理被害人及其家属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程序。     

法律事实的层次——基于司法过程的考察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事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法律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证据事实和认定事实三种。纯粹的客观事实只是一种理想性的目标指向;证据事实可以激励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举证;认定事实需要法官公开其自由心证的内容。法律事实的这三种层次对最终判决的影响也是逐级深入和直接的。     

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之关系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是在诉讼活动中 ,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两种不同制度。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 ,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 ,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具体的确信 ,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法定证据是指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 ,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的约束。目前 ,就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构建 ,是实行自由心证 ,还是实行法定证据 ,还是二者相结合 ,理论上众说纷纭。本文结合诉讼活动认识规律 ,对自由心证与法定证…     

胜诉之道——杨培国律师诉讼策略访谈（之五）——“避实击虚”策略是再审案件之胜算（上）

历来，经过了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判决之后的民商案件，总有当事人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这样，当事人不是认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就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运用证据错误，或者程序错误等。于是，这些当事人便通过申请再审的程序，或者申诉的途径，启动法院对案件的重新审理，以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结果。     

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     

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受理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但随之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跟进诉讼"中,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如何?二是在"单独诉讼"中,如何协调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同一案件的立场?应在"跟进诉讼"中秉承"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生效的调查结论和行政决定视为"初步证据",如当事人提出适当的反证,法院可以推翻行政机关的决定;在"单独诉讼"中应允许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参与法院的审理程序,并设置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案件后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查询等辅助制度予以协调。     

论事实审的有效性

事实定性错误应当属于案件事实不清的内容之一。刑事案件办案当中的程序疑难,实质上表现为审判程序中裁判规范不清。"事实不清"对于裁判行为在事实定性方面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了裁判规范缺乏所导致的错案风险。严格按照程序规程进行案件审理,方可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一审调查规程"规定了证据裁判主义、控方证据完整性要求、法庭保证证人出庭、非法证据不得出示、质证等内容,是对于事实审有效性因素的努力探索。案件性质判断是庭审事实发现能力的重要内容,裁判规范应当对此进行明确规范。只有对裁判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的全面理解,才能有效充实庭审事实发现的途径,提高庭审事实发现能力。     

刑事证据为何能证明罪案事实

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可以通过证据材料的有效收集及信息解读以反映证据事实。证据事实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手段。证据材料的收集、解读和对证据事实的认定,与案件情节的明晰,既是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也是组织证据体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证明过程。这一过程中,证据的取舍不完全是事实标准,而可能是公平正义所要求的一些司法理念。     

弹劾法官与法官裁判权的保障

【案例】2 0 0 2年 12月 ,吉林省磐石市市民张某状告刘某。磐石市人民法院受理后 ,由该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王某担任该案的审判长。由于该案当事人怀疑这名法官接受案件另一方当事人的宴请 ,并拖延办案 ,遂以“不信任”为由向法院举报了这名法官。法院立即启动“不信任弹劾程序” ,对这名法官存在的问题进行“不信任质询”。经详细调查后认定 ,该法官有违法办案、接受被告宴请的可能 ,并提出相应的证据。随后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农村干部群众中 ,聘请 18名弹劾委员 ,并在法院内部由干警投票选出 8名弹劾委员 ,成立弹劾委员会…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阶段的证明机制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采取申请启动与职权启动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行使,法官具有程序启动的决定权。作为申请主体的被告方必须提供相应线索或者材料以完成启动阶段的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时不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利后果。启动阶段的核心和难点问题集中在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如何履行、证明标准如何把度以及证明方法如何实现。通过完善程序保障性措施提高辩方申请的有效性,明确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约束法官的裁量权,是建构启动阶段证明机制的必然选择。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技术事实查明的完善

在一些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存在许多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事实,法官凭借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将难以认定。通常情况下,法官需要通过技术鉴定、专家陪审、技术咨询等方式查明技术事实。这些查明技术事实的具体方式和相关规定均因制度不尽完善或与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的契合度不高而存在缺陷。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完善技术事实的查明机制有助于准确、有效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使知识产权司法跟上科技时代的步伐。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未经法院“授权”也可申请鉴定

读者王先生称,在他与他人的一次诉讼中,对方未经法官授权便请有关机关作了一次鉴定。他想知道此份鉴定有无法律效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只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才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鉴定结论是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只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因此,对方当事人只要不是通过不正当方式取证,就无不妥。事实上,我国庭审正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转化。弱化法官在取证、审问方面的职责,可防止其先入为主,使其判决更为公正。     

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目标初论

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号角、以提高法官素质为序曲、以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为主旋律的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 ,为从技术和规程上保障审判的公正和效率 ,对我国过于简单的证据规则提出了细化的要求。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受诉讼结构的制约 ,由于诉讼证明过程中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及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 ,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 ,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大陆法系和英美…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刑事再审启动的实践失范与困境消解

再审程序是裁判生效后的最后救济渠道。作为程序"开关"的再审启动程序能否打开成为顺利推进再审纠错程序的前提,应将其视为纠正冤错案件、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中之重"。然而,刑事再审启动的实然样态却成了顺利纠正冤错案件的一大障碍,再审启动渠道混乱、启动方式定性模糊、启动法院管辖不当都成了再审启动过程艰难的具体表现,这与管辖法院与原审法院合一、检察建议喧宾夺主、启动标准肆意拔高以及证据保障制度不力紧密相关。因此,需要从重设启动主体、明确检察建议效力、确立"可能确有错误"的启动标准、建立证据鉴真以及保管制度等向度着手,以推动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应然价值的复归。     

论死刑的再次慎用——以发回重审案件为视角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疑罪从无

数据:宣判无罪　去年激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在去年年底介绍,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法院经过严格核对事实、证据,已对因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23名被告人宣判无罪,其中13人为公诉案件,10人为自诉案件。在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经过法院同公诉机关交换意见,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137件,自诉人撤回起诉的72件。而在这一信息公布后,又有几起受媒体关注的大案涉案当事人被法院宣告无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去年上半年就对三名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其中包括一起嫌疑人供认的“妻子毒杀丈夫…     

民事诉讼中文件证据的鉴定与审查

文件鉴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往往会关系到证明目的的成败。文件鉴定结论必须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符合相关规定,经得起质证,这样才能正确运用文件鉴定这一证据手段来认定案件事实,公正裁判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经验法则在事实推定中的运用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事实推定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裁判方法,其应用范围比法律推定更为广泛。经验法则的盖然性赋予了事实推定方法以正当性,法官应当依据一般性的经验法则来推定事实。实践中的事实推定面临着经验法则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将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落实在法律条文中,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统一各院的裁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