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宗教性及其缺失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道德、宗教和法律是支撑人类秩序大厦的三大坚强柱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 ,它们各自作用于社会的程度是不同的。现代社会 ,法律意识空前提高的同时 ,法律被当成万能的工具 ,道德退化 ,宗教淡出 ,且不论法律一柱擎天的状况是否合理 ,是否能支撑得住秩序大厦 ,本文想讨论的是法律的宗教性 ,分析作为法律内部元素的宗教性的缺失会如何导致法律信仰的剥落 ,就像营养不良的大树开始脱皮 ,最终法律之柱折断 ,秩序大厦崩塌     

谈谈“四化”建设中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它们都有自己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因而宗教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法律、感情、风俗等,都有较深的影响,有的已成为某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难以分割的一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文汇报》6月5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成良的文章认为，要树立法治观念，就必须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法治社会，人民通过设立政府，让官员执行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从贵州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看原始思维的特点

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各个民族既有自己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创造,又有各自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道德准则等传统,而宗教信仰是迄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被尊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其宗教信仰也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然而,根据社会调查和翻阅历史资料来看,在许多少数民族中间,原始宗教观念尚作为历史遗存和变异了的宗教意识形态,活生生地保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原始宗教观念既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共同生理素质、道德形式、社会风俗、生活方式,又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活动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具有什么特点及其规律。     

法律权威来源的历史考察

对于法律权威来源问题,需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宗教神学理念和独立的人类理性都曾被当做法律权威的主要来源。而就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伦理道德和专制君权是中国传统法律权威主要来源。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权威的来源愈来愈趋于多元化。可以认为,要想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把握法律权威的来源,必须从主体性、时间维度和多元性三个角度对法律权威来源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朱伊特宗教观和道德观的双重性

萨拉·奥恩·朱伊特的宗教和道德思想在我国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且分析的视角多数集中在朱伊特的女性主义思想上,往往忽视了其内在的宗教和道德倾向。本文力图从不同侧面,考察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道德倾向,揭示其宗教和道德思想的复杂性。朱伊特的人道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自然宗教观便是她宗教上的双重态度的产物。在道德方面,在颂扬传统道德准则的同时,朱伊特不论在小说中还是个人生活中都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蔑视与反叛。     

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转向之探析

生态整体主义将生态作为有机整体,以生态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它以生态学为其伦理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控制的力量,生态整体主义具有道德在法律上的可实践性。在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出于一般安全与可行性的要求,法律又必须保持其稳定性。因此,法律在生态化的同时,也要坚持其以人为本的基础。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历史的必然

宗教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它将长期存在,同时它必然受到所处时代政治、法律、文化及道德等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将自觉适应社会来取得生存条件。在远古时代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还没有摆脱自然的压迫,又遭受到来自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这种压迫比自然对人的压     

论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话语

司法裁判中经常出现法官运用道德话语来说服或谴责当事人,这既体现了法律实际运行的需要,也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但道德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中,将道德话语作为法律话语的辅助性工具来使用,把握好道德话语使用的度,不走极端,才能使裁判获得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由来已久,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求不仅具有应然与实然的理论意义,更是关乎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重大实践问题。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又以一些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既相互渗透又彼此保持距离;既有契合之处,又有冲突之时,寻找二者契合点,解决二者冲突是本文试图予以阐述的问题。     

正确认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出，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实践中取得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一、“相适应”的提出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各宗教在政治上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抉择。爱国与爱教有没有矛盾，两者能不能相统一 ?当时在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实质就是宗教要不要、能不能适应新中国、服务新中国。我国宗教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后，在实践层面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打下了基础。之后由于我们党在处理宗教问题…     

宗教与社会现代化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和将来，宗教无疑要受到社会进步的冲击和挑战，因为无论什么宗教，都不可能摆脱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总的来看，历史上宗教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就是接受社会制约的最好说明。当然，宗教与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宗教可能会起到破坏和“反动”的作用，但不会有好结果，这在历史上已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在我国，无论什么宗教，借助科学手段、使用现代化工具已不是新鲜事；西方国家的神职人员利用电话传教，电视教堂可以说就更进了一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航天技术的发展，都在不断告诉人们，地球是怎样的，宇宙是…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浅见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几十年来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的指导宗教工作的方针。这种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同时自觉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教规和宗教教义；利用宗教道德、宗教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服务，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自身利益的。一、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的法…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与社会行为规范,是道德规范中不可逾越的临界点。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是底线伦理的两个基本属性。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追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浅谈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和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其实是社会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宗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自然不可能脱离这一客观规律,只是有的宗教能主动地自我调整去适应社会发展,而有的宗教则被动地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而已。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背离社会主流而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此,资资主义社会也如此,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自觉不自觉遵守的社会法则。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德二重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中,坚持法德并举,努力确立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做到法治德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共同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指导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宗教工作的行动指针。法律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遵守是“相适应”的内涵,关于宗教的法制建设是“相适应”的重要保证,营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是引导“相适应”的具体措施之一。“法律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服务”是对宗教与法律理性关系的新阐释。     

作为法律之超理性背景的道德与宗教

宗教因素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是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可视为研究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切入点.对中国来说,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得不甚突出,但对道德问题的解说则构成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知识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和宗教是分别作为中西方法律的超理性背景而存在的,并成为支撑中西方法律存续的大前提.而在当下,两种因素都面临着危机或是挑战,致使法律陷入危险的局面.此时再次讨论信仰问题,或许是必要而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