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形象建构与歧视集中效应

城市主体对农民工形象的认识多来自阅读和感性的体验,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认知构成了城市主体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通过媒介、图像、话语或各种集体活动得到了延续、重温或强化,催化了城市主体歧视的集体意识和歧视惯习的形成,产生了歧视集中效应,这对于城市主体和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以及相关制度的作用效果都存在着影响。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探究

发达国家有关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必然得到更新。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群体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个体权益的保护、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以及农民工群体进城后所产生的问题等,而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农民工数据,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运用SPSS Statics和SPSS Modeler两种数据分析工具,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工的社会互动,而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工的生活意愿产生着影响。     

结构力量与身份认同:农民工中的青年技工

通过时江苏南通私营企业工人深入的田野调查,本研究注意到:首先, "结构力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青年技术工人展示群体力量的基础.其次,城市生活体验与"结构力量"有利于青年技术工人形成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基于资本和社会的认可,而不再局限于户籍制度的农民身份的认可.最终,本研究认为,青年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中独具特质的社会群体类别.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困惑与挣扎:80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透视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以及在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交汇过程中催生的社会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与传统农民工差异明显,尤其是在闲暇生活中,既体现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与积极,但面对与父辈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时候,却产生更大的困惑与挣扎。本文以湖南长沙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对他们的实证调查,总结其闲暇生活背后的社会心理特征,剖析其闲暇生活方式,并进行相关探讨。     

城市环境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影响

农民工群体形象是指流向城市打工的农民群体,在城市生活、工作等诸多方面给城市市民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虽然在城市生活中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全部真实内容,但被城市市民认可的农民工群体形象不佳,这点至少目前被普遍接受。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冲撞与融入——从社会稳定的视域论农民工市民身份问题

农民工市民身份问题在现阶段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尚处于隐性阶段。但是,本文认为由于时间对农民工群体认知模式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以及那些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新一代农民工不断地加入,这一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冲击必将日益凸显,乃至公开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借用塞缪尔.亨廷顿在分析拉美地区城市贫民窟中农村移民的政治行为时所提出的经典范畴以及戴维.波普诺和德博拉.斯通等与此相关的理论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和较为客观的剖析,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较为独特的论述。     

青年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多维度探析——基于1200名企业职工的调查分析

基于约60家企业、1200名员工的抽样调查,通过与同龄的青年城市工人、老一代农民工以及老一代城市工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根本性差异,与同龄城市青年存在某些共同特征,城市青年成为他们的主要参照对象和竞争对手,但其在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有必要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建立一套支持发展体系.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