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历代王朝的疆域固然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之外,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疆域,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自古以来”并无不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域外殖民势力东来并构建殖民体系,不仅终止了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而且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到了蚕食鲸吞。当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邻国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才得以最终确立的。     

“中国梦”与“美国梦”辨析

在整个21世纪里,“中国梦”与“美国梦”必将是两大影响世界的梦.但二者在文化背景、国家性格、根本价值观、具体内涵、圆梦途径和世界意义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尽管二者有诸多不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都是一种激烈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必然也是这样.那么,“中国梦”和“美国梦”也应该是一种大国比翼双飞的关系,而非大国对抗冲突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中国搭了谁的“便车”

美国总统奥巳马2014年8月初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出，中国搭了美国30年的“便车”，美国不指望中国能够对伊拉克局势“实质性地做些什么”。指责中国在国际社会“搭便车”不是现在就有。从2005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其含义就是要求中国能够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帮助美国和西方国家维护国际秩序。但从美国总统的嘴中说出来，变成代表美目政府公开的“中国抱怨”，这却是第一次。     

“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

摘要：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历史的惯性作用其间,对其特性及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十分必要。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这被称为“世俗的面相”。以“大一统”为核心政治诉求形成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格局,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惯性,它与传统“早熟”文明衍生而来的文化惰性,成为分析、把握世俗面相的基点。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而失之于民族文化自信之“憾”。     

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做“官”与做人

为“官”与做人，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探讨的两个既有所不同又相互关联的话题。讲究修身养性，重义尚德，主张先做人，后做“官”，只有会做人，才能当好“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今天，尽管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迁，为“官”与做人在内涵上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有的方面甚至是质的变化，但怎样做到既当个好官，又做个好人，处理好二者关系，使之很好地结合起来，仍然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值得严肃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通过前一阶段的“三讲”教育，尤其是研读中央三代领导人阐述“讲…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圣经”与“圣诞”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语已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达的意义与基督教的概念不同。将儒家经典视为“圣经”，反映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经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中国历史上的圣诞节已为人们所淡忘，但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俄罗斯“中国年”活动

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是由两国元首共同倡导和确定的。2005年7月．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元首宣布，为全面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双方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     

龙岩老区的“吉祥鸟”

“我们要读书!”，这是生长在龙岩地区革命老区、基点村的贫困学子们的心声。1996年7月，中国人寿保险龙岩分公司与龙岩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设立“闽西老区‘吉祥鸟’奖学金”，旨在资助闽西老区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吉祥鸟”飞进了革命老区与各个基点村，也将希望与笑容带给了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官督商办的“首长所有制”——从盛宣怀的“表白”谈起

【“私”不一定是商，还可以是官员】通常我们容易产生错觉，总以为“官办”就是“国办”。由此而生另一个错觉，以为“国企”就能代表国家利益。这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生活惯了的人们的习惯性错觉，而错觉的根源，就在于“朝”与“国”不分，不知王朝以外，还有中国在，或以为王朝必然代表中国；不知王朝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一致，     

“外圆内方”与“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名义看“南街村经验”

“外圆内方”与“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名义看“南街村经验”张亦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几乎人人都会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究竟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仁智各见，理解不同，做法也不一。按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对此问题回答得简明扼要，并在实践上...     

“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     

“吏治”腐败剖析

“吏治”腐败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腐败，它既是腐败之首，又是腐败之源。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５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它本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方又有死灰复燃、沉渣泛起之势。这虽为支流，但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批判，以期阻止它的泛滥蔓延。“吏治”腐败是一种连锁式的腐败“吏治”腐败不是孤立存在的。…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需求的反映，“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受到“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疆域沿革史”。民国时期，基于中国传统的“政区沿革”的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王朝疆域为描述对象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其目的在于唤起民族自豪感以及救亡图存。1949年之后，曾存在多种“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差异在于涉及的“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最终谭其骧提出的方案占据了主导，因为其满足了对内强化民族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对外抵制各种对我国领土无理要求的时代需求。     

析对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的误解

恩格斯说过：“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列宁也说过：“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阶级斗争自然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封建社会则是农民的起义和战争直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至少是通过篡夺或窃取其胜利成果的新王朝的让步政策，间接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把社会发展置换成王朝兴衰后去看农民战争得出的误解，是历史观仍未摆脱王朝体系的产物。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可是中国传统史学却把王朝作为研究…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在“中国梦”的三种含义里，现代化是形态，社会主义是灵魂，民族复兴是主体。中国道路从来连接着“中国梦”。“中国梦”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刺激出来的。     

中美“G2论”探析

一、“G2论”的提出及各方反应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这对中国而言是机遇，因为其他国家在主动观察和解读我们，这往往是双方增进了解和互信的基础。但也是挑战，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存在无意、有意甚至是恶意的失实解读。从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21世纪初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贡献论”，不到20年的时间，世界给中国扣上了不同的帽子，甚至在同一时间扣上不同的帽子。就在200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向中国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不久，“G2论”又在西方掀起一阵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