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变革中的理论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化总进程的题中之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治理是灵魂,现实是动力,制度是支撑,协同是保障。必须以制度为基本框架,以人民为价值导向,以党的领导为坚强核心,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以全球治理为责任担当,方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权利开放秩序: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

新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中所内蕴的参与、平等、协商等价值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借助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概念,权利开放秩序不仅可以视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也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塑造能动性政治来打造行动中的社会与公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另一方面以完善责任政治来促进政府回应,提升政府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开放有序、流程顺畅的政治系统。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论弱者权利的私力救济

行走在公力救济边缘的私力救济,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权利救济方式。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我们应该允许弱者进行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它既有利于弱者的权利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亟待提升

公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应该在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中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而我国公民现实的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与此还不完全相适应。我们需要深化公民意识,重塑公民治理主体,把公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互动系统。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新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构成要素,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新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困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从现实行动逻辑来看,唯有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党委领导、政府引导、法律范导的顶层设计,在中观社会协同层面推进新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资源对接,在微观组织自治层面重点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公信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正确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理解国家自主性的综合性框架

国家自主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国家善治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理解国家自主性首先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自主行动特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意志的客体;其次国家自主性不仅是主体的特征,而且受到社会客体力量的制约;再次,国家自主性能否体现出来,还与国家自身的能力有关,弱能力的国家将会受到社会的俘获而无法显示自主性。国家的主体地位、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国家自身的能力大小,就是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框架。     

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辩证法 ——以政党行动为中心的分析视角

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需要将视野放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将政党作为行动主体,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辩证关系。革命时期政党对于基层社会的改造与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现代化建设资源积累时期社会内嵌于国家之内,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能动性的实现,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倒逼政党、国家制度的相应变革,形成了政党领导地位刚性与制度弹性的辩证统一,政党无产阶级特性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辩证统一,政党内在革命性与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需要从三个层面创新治理机制,加强组织资源的社会融入机制,构建责任政府压力的分解机制,创新超越民族—国家单位的政党间合作与沟通机制。     

警惕阻碍改革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适当关系应表现为： 其一,法治是改革的目标。或者说改革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或目标之一）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为了实现和增进人的权利、自由、幸福。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单纯为提升治理者的“政绩”、改善治理者的形象而改革。     

理性与现代：数字警务新发展的理念创新

<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在新发展阶段确定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党中央明确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¹⁾从而实现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来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理性、现代理念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其中就有理性、现代理念对当前数字警务新发展的引领。     

慈善组织的税收调节与跨部门认定监管

正税收的首要功能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税收越来越成为公共治理的基础,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在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依靠合理税收政策来鼓励公平竞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领域,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柔性、灵活等特点,对于调节、引导和规范各种参与主体的行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当然也是纳税的主体,但是由于社会组织是接受捐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构建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的“人民性”探索：历史视野与现代化面向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践行“民心政治”的重要场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载体。本文以基层治理中的人民性为研究对象，在横向上，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维度解析了人民性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在纵向上，基于时间脉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人民性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其发展演进特征。此外，本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人民性与现代化逻辑相对接，基于社会与政治、整体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统一与差异的多重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性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