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官员迁转条件探论

官员迁转是战国以后职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者以对官员升降迁调为手段,实现对官员的赏功励能和奖优罚劣。根据对传世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汉简材料的分析,西汉官员升迁之条件,除需具备功（军功、事功、劳功）或能（治理业绩、精通业务）等条件外,官员的精通儒术、品望出众、性格忠廉等也是影响其升迁的重要因素;官员遭黜降的重要原因则有因“坐”（官员违法违纪）,上奏不合君意和软弱不胜任等。受制于君主权威的西汉官员迁转管理,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张维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中国今日的崛起

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村民自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制度；改革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削减各种行政审批...     

执政视野下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障碍与突破

作为监督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有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短板”，也是未来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建立健全政府官员财产中报制度，面临着部分官员的抵触情绪、配套环境和技术案件尚需改善、社会监督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障碍。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要完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主体制度，二要完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三要坚持循序渐进、注重探索、逐步完善的路径。     

中国历代选拔官吏述略

《周官》卷一说：“惟王建国……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说明了国家建立后设置官员分别职掌政务的必要性。我国在夏、商时期已出现了帮助奴隶主国王进行管理的官员。甲骨文中出现的“尹”、“卿士”、“史”、“宰”等．均是辅助奴隶主国王处理政事，掌管祭祀，记事，率“众”守边征伐乃至管理国王家务的官员。而选拔官吏，则关系到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关系到统治政权的巩固等等。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官吏的选拔。     

组建公务员信托有用吗？

官员财产公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应当说，官员财产公示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如何执行这项制度，以及如何把握执行这项制度之后的连锁反应。一旦引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公务员生活和升迁的态势和逻辑体系必然发生一次质的改变。如果要继续维持这种逻辑的合理性，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综观各国经验，无不将其与。“高薪养廉”相对应。     

少点“拼爹”，多些“拼搏”

最近，有两类新闻颇令人关注。一是，成批的硕士、博士竞争城管；另则，多地爆出，官员子女中专、大专生可当市长。更有甚者，父亲是副县长，儿子在同一个月内完成“交接”又当上副县长；毕业半年连升两级，22岁即任团县委书记。如是种种，一边是“寒门学子”翻身艰难，一边是“火箭提拔”式的权力世袭，无不引起众人惊呼：此乃“拼爹时代”!     

论汉代官员犯罪免官后的重新启用

两汉时期,官员犯罪免官后被重新启用的情况极为常见,除汉代官员短缺的原因外,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渴望建立功名的风潮也对犯罪官员的重新入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被重新启用的途径有很多种,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被皇帝的征召和被三公的察举。被重新启用后所担任的官职较原官职要低,但升迁的速度却很快。此外,这一时期,犯罪免官官员的复起随意性较强,并没有像唐宋以后那样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     

古代的官邸制简

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各级官员皆由国家任命，由于荐举征辟和籍贯回避的规则，中央的官员多从地方选拔举荐，地方的官员多从其他郡国选调。这样一来，无论是当京朝官还是当地方官，大多存在为本人及随任家属解决住房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国家为官员在任期内提供住房的官邸制度。     

试论邓小平的官员问责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官员问责”的内容,可以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邓小平强调的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进行监督的思想,为“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性解释;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观和工作责任制的深刻认识,涉及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邓小平从中国政治实情出发,提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具体措施及初步设想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瑞典官员“接受着阳光的监督”

瑞典是世界上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并配合有其他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使得瑞典官员就像是“接受着阳光的监督”。     

贪腐累累却步步高升 “庞家钰现象”发人深省 建立完善的检举机制是当务之急

《检察日报》8月14日刊登中国法学会郭道晖教授的文章．剖析了当前官场中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升官的怪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对贪渎官员的检举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官二代应该享有进步权利吗?

官员子女不能从政古今中外概未有之。官员子女也同样享有进步权利,关键是要具备程序合理、选拔公平、业绩突出这三大要素,而不是长官意志或权力交换下的子凭父贵近段时间,因为一则又一则"80后"官员火速提拔后被证实原是官二代的消息被曝出,济宁市官方在回答金乡县鸡黍镇镇长韩寒三年完成从科员到正科级的三级跳疑问时称: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说韩寒的升职与她任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父亲有关,甚至以近乎赌气的口吻反问"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     

官员财产公示：从“阵地战”到“持久战”

官员财产公示是国际上通行的反腐利器,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呼声很高的改革举措.目前我国的官员财产公示出现了“零投诉零异议”的情况,这是试点不成功的表现.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意义,如何将这种制度由“阵地战”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的“持久战”,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     

科级天花板下的官员隐性晋升研究——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

大国治理和多层级政府的国情下，各级官员极易触达职业晋升的“天花板”。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大多数官员更难以逾越“科级天花板”限制。那么基层政府如何激励大量“晋升无望”的官员呢？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发现“制造科层台阶”和“隐性微进步激励”起到重要作用，即科层组织会演化出除正式职务职级晋升之外的微小台阶式隐性晋升激励机制。具言之，这些隐性晋升激励机制根据权力纵向交互和横向影响的强弱可分为：发达地区任职、班子排名前提、靠近政治中心、风险规避减弱等。非正式制度在乡土中国基层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生动案例呈现出制造科层台阶这种非正式晋升激励的类型、运行规律和运作效果，丰富了非正式激励制度的相关研究。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但有些改革的艰难性，也令人匪夷所思。其中，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这项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     

缺乏政治信仰必然笃信风水

近些年,被媒体爆出的地方官员信奉风水,且因为贪腐落马的案例并不少见。现在公务员相信风水的程度如何呢?有记者就此采访了山东省某市的一位正科级干部严先生。这位并不相信风水的官员告诉记者,官员升迁,更换办公室,让风水先生来看一看,是官场一个公开的秘密。     

江北：新晋官员首先申报财产

2009年8月1日，重庆市江北区出台《江北区干部选拔任用廉政申报试行办法》，这是重庆市第一个进行官员财产申报的地区。作为全国少有的试点地区，江北区的申报办法虽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不久的将来，官员财产申报这把火将在全国越烧越旺。     

官员诚信问题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祝天智在《理论探索》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造成地方政府官员诚信不足的原因很多，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从根本上保证地方政府官员的诚实守信；规范干部考核晋升制度，构建地方官员诚信激励机制；健全监督惩戒体系，筑起失信行为的防火墙。     

代表约见，官员应“随约随到”

笔者认为，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官员，要求“随约随到”，这是人大代表应当享有的一项“民意特权”。它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