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论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我国已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德法并举"和"责任民生"。当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伦理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公平正义缺失、以人为本缺失、民主法治缺失和责任民生缺失。我们可以通过营造先进的执行力文化、重塑官员道德、完善道德约束机制、构建制度伦理和实现行政道德制度化等途径来提升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政府的责任伦理

政府责任伦理是民主政治中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控制,走出责任困境,促进责任行政,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培育政府的责任伦理。责任伦理以政府的代理信用为基础,它表现为承担责任的主观自觉,它是防范责任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权力伦理。政府责任伦理的形成与维持,既要依靠政府责任主体自身的德性修炼,也需要培育责任主体的伦理共识和责任能力,以及对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制度约束。     

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入手控制我国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过高,已成为影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行政成本控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伦理失范必然造成行政成本扩张。目前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缺失和伦理失范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行政成本偏高、增长过快。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主要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和价值观转变。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一是逐步使公职人员道德要求法制化,二是要加强自律养成,三是努力营造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四是改善公务人员生存和发展环境,五是建立行政伦理的社会监督机制。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低碳生活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作为低碳生活伦理基础的节俭与责任在公民的道德生活中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挑战与困境。节俭伦理遭遇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冲击,责任伦理困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盛行。我们认为,要使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现实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除了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需要重建消费伦理规范、引领大众审美情感,发挥官员道德示范、培育国民公共精神,创设责任实践机制、完善责任实现条件等方面进行努力,通过伦理和社会力量的引导,鼓励更多的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     

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化解

行政伦理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儒家伦理文化对我国当前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产生着一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和自治观念缺乏、忽视制度化伦理建设、过分强调主观伦理责任因素及违背社会发展对伦理建构的要求等方面。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应从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改革等方面来化解儒家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     

论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加强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建设对于应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环境挑战,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主要包括:推进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和监督管理,引导环境产业的健康发展,培育民众的环境意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加强政府官员的环境伦理教育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引导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水平。     

法律父爱主义的可能困境及保障策略

法律父爱主义作为政府对公民关爱的集中理论体现，当前受到诸多关注，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又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但是，父爱主义政策在复杂的行政权力运作面前，可能因为政府官员的有限意志、乐观偏见以及真正利益的难以界定而进入困境。通过平衡父亲义务和责任，构建高尚的行政伦理，可以保证父爱主义政策的顺利实施。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灵魂。库珀是当今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以行政责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建构其完善的行政责任伦理,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影响。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西方行政伦理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

传统责任政府的理念是基于政府法权基础上的责任履行 ,它往往导致形式主义和对程序合法性以及效率理性的极端追求。本文把责任政府理解为制度责任与伦理责任的统一 ,视之为制度规范和道德内化的综合体现。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以政府应该做什么、朝那个方向去做、怎么做及其相应的规范与纠偏机制为切入点 ,提出了当代重建责任政府的若干行动机制。尤其是厉行官员问责制 ,不仅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足 ,更是其现实化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