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

现代通俗文学有一条系统的发展线索,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现代通俗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现代通俗文学展示着特有的“现代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具有能够容纳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史观、史识、史实。     

当代作家的生存际遇与写作困境——兼论现代“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当代启示

当代作家主要分为体制内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作家两类。体制内作家虽然能够获得预期收益,但相对缺乏创作自由度。＂自由撰稿人＂有的从事纯粹性商业化写作,倾力于消费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有的在对作家体制内身份挑衅或反叛中,努力摆脱商业化的钳制,追求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然而,当代作家虽然跳出了政治化写作的窠臼,但在文化消费市场面前,他们又面临着金钱与价值的困境选择。于是,坚守文化启蒙立场,并参与到文化产业的链条之中,借助市场获得更多读者,以促进文学多元、健康发展便成了当代作家的时代使命。     

从历史还原寻找现代文学学科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成果丰硕，但也由于历史原因及学科本身的惯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激起学科发展的活力，“历史还原”不失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突破口。现代文学在民国背景下发生发展，与民国之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文化诸方面均有密切关联，且留下了民国投影，因而对民国史背景与内涵的历史还原有益于深刻认识文学经典与准确把握文学史脉络。现代文学犹如一个生态系统，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有与之相应的多样化的生态群落，因而有必要做文学多样化生态群落的历史还原：在白话文学坐稳中军帐的同时，文言诗文并未退出文坛，在墓志铭等文体中甚至独擅其美；在新文学势如破竹般突进之时，通俗文学也在与时俱进，且有大量受众；1930年代左翼文学十分活跃，同时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也成绩卓著，民族主义文学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也迅速崛起，参与了1930年代的文学建构，卢沟桥事变后更是成为时代的主潮。现代文学确实对传统构成尖锐的挑战，但并非全面而决绝地反传统，五四时期传统文学观的复杂性与现代歌曲对歌诗传统的承传，也需要做文学传统的历史还原。     

论中国现代小说之生成及其文学征候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我国现代作家莫言获得,这是中国现代小说步入世界优秀文学的最有力佐证。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历经了不同时代的艰难嬗变,《狂人日记》的问世使得中国小说写作步入了现代性的历史文学范畴。而后,中国小说不再只是流传于街头市井案头的消遣文学,它以其深邃的写作技法和潜隐的文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成功典范。中国现代小说之生成主要由＂个体作家创作＂和＂文学社团＂两因素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之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小说接嫁性与本土性之文学征候。     

论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

通俗小说在民国时期有着为数众多的作者,其占有的市场份额甚至不输于新文学。通俗小说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期间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既得益于广大市民读者所保持的传统的阅读趣味,也得益于现代文化市场重视大众文化消费的商业性取向。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报人作家秉持报人的职业敏感和求新自觉,主动适应报纸连载的要求,尊重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和阅读趣味,积极探寻、拓展现代通俗小说的生长空间,带来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商业性成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共存的文坛格局。     

中国文学史分期及命名问题——以1912年—1949年文学为例

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这一时区的中国文学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等,对其予以纵深挖掘,前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存在各种缺陷,从文学史分期的宏观把握并结合命名学原理,用中华民国时期文学史（简称为＂民国文学史＂）来命名1912—1949年文学有其合理性和完整性。     

通俗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偏废的元素

本文从雅俗文学的转换、“世情”与文学的俗化选择、审美教化功能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俗化取向、通俗文学的经典化以及书写通俗文学史的必要性等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通俗文学不可偏废的原因，以期在符合文学性立场的基础上使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客观全面。     

阵痛与困惑——论中国新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

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文学史家将中国新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种划分法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新文学由"现代"向"当代"的转变,既引起了作家队伍的分化,又使新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创作手法、思想价值发生了转变。然而,依靠政治力量而促成的这种转变,使得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存在诸多的矛盾与悖论。同时,这种转变看似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区分开来了,但实际上二者在文学自身的逻辑结构、精神传承上仍存在血肉般的联系,这值得新文学史研究者反思。     

“雅俗共赏”辩

近年来,在关于严肃文学(或日纯文学、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讨论中,雅、俗文学的分化和合流问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一些人认为,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协调发展的新秩序,满足人们审美趣味、审美追求越来越多样化的需要,应该允许雅、俗文学的“双向发展”,同时鼓励雅俗文学的合流,“让三种文学在各自的层面上改善形象和寻找知音,让雅俗分化与雅俗合流共存,让作家和读者自由选择”。这主张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也有一种只赞成雅俗“两极分化”而否定雅俗合流或雅俗共赏的意见。有的认为:“文     

多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历史特征

在试图还原一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估中，应该把发生在现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去审视、研究。这是因为现代文学具有多元化的历史特征：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促使少数民族产生并发展了成熟的现代作家文学；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又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影响和丰富了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现代文学反智叙事的嬗变

在漫长的以"革命"为历史主题的20世纪,以质疑乃至否定知识分子及知识价值为表征的反智主义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自五四新文学对"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接纳起,在之后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部分红色经典中皆可见其踪迹。甚而,在某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某些作品中也不乏对此思潮的呼应。换言之,在新文学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叙事传统内,对知识分子价值进行解构的反智性书写业已形成线性的历史。     

历史的重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充分映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和心路历程。现代文学从“五四”起点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终点，始终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思想的发展相吻合，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考察因素。因而，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史，知识分子思想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史。它的发展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革命紧密联系，完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从传统的有序到近代的无序到现代的新的有序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流浪母题叙事文学作品。该热潮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观念上推崇动感特征明显的西方现代文化,在文学观念上推崇以独立为标榜的现代文学艺术场,他们从文化和艺术的双重视角认知和接受了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母题,并发掘和赋予其在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深厚内涵。流浪叙事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各流派的共同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知识分子阶层流浪叙事的先河。剖析这一流浪叙事文学的缘起,对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的流浪叙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表述

从＂五四＂到＂延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表述经历了一个由抑到扬、由俯瞰到仰视、由悲悯到崇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既受制于表述者的话语立场、文化属性、时代语境甚至审美趣味等意识形态因素,更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重要动向——从对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追慕到对本土文化、农民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而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农民表述美学转型的深层动因。     

悲剧性冲突：五四文学中的心理结构模式

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使＂五四＂文学把表现个性、表现自我的这种现代艺术观念作为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从而形成了＂表现自我＂的文艺风潮。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的黑暗之中。经济的落后、文化的落后、社会思想的落后,注定了个性意识不可能一下成为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也注定了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个性自由,自我扩张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因此,＂五四＂时期的＂自我表现＂心理呈现出三种相互矛盾的心理结构模式。     

论近代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是在近代文化观念转换背景中逐渐演进而来,新文学虽然也承担着改革社会和改造"国民"的重任,但它显然发生着鲜明而深刻的变革,现代文学不同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性标志就是新文学不仅朝着平民化方向发展,重要的是文学的内在本质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变化,即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文学不仅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而且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融进了一个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视野中,把"理性"很完美地渗透到"感性"中,呼唤着新的时代到来,具备了明确的现代性意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适应"五四"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     

论20世纪中国荒诞文学的发生因缘与历史进路

现代语境下,荒诞用来指示一些不合乎情理或明显有悖于情理的事或物,多数情况下荒诞表现出扭曲、变形或夸张的形态,用于对客观世界或人类生存状态的客观夸张写实或揭示。作为一种叙事形式,荒诞文学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得益于西方的荒诞文学理论和中国的本土文化因缘。20世纪初,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着现代转型,当时的中国文学几乎一盘散沙,文学纲领无从说起。此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思潮蜂拥而至,迅速瓦解的中国现代文学几乎融为西方文学范畴,荒诞叙事手法似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希望,并迅速整合西方强势的现代思想,筑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文学因子,并为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20世纪八十年代,得益于社会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中国荒诞文学再次绽放迷人光彩。但是,囿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荒诞文学终究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即便如此,荒诞叙事作为一种作家对文化精神追求的叙事方式并未消逝。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从困境中走出——论台湾现代派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变迁

1988年白先勇接受蔡克健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创作。到了西方之后,却反过来追求传统文化,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白先勇的这段话,相当有代表性地概括了台湾多数现代派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也揭示了这些作家文化选择意识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向。大体而言,这些作家经过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洗礼和1970年代自觉的文化省思,已经摆脱了现代主义创作观的束缚,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追求:在创作中力求价值取向、文学观念的中西融合。由于这种创作观的形成,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技巧形式上都超越了他们的早期水平,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面貌的民族文学。他们的探索和走过的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     

日本作家的世界文学想象——以大江健三郎为中心的考察

世界文学的人类立场,要求今天的中国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义,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马首是瞻.当然,强调世界文学写作的人类立场,并不是要抹杀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创作的内部差异,而是主张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寻找到彼此能够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立场.这也许正是日本作家给中国文学界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