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

乡村文化是一个整合了居民生产生活、自然景物景观和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机文化系统。乡村文化具有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效用性和价值性,如何开发其效用和价值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议题。推动乡村文化价值实现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加深对乡村文化的理解认知,协同开发多样的乡村文化产品,助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谋划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通过城乡融合不断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为乡村文化价值实现拓展更多路径。     

流动空间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研究

在信息化社会与城乡互动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被置于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流动空间中，形成流动性的文化服务。流动空间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诉求特点，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需要从流动空间视角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发展，在空间上营造灵活多变的组合空间，在功能上拓展复合型美学价值功能，在业态上培育新型特色服务内容，在主体上促进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创造。实施依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打造场景化的创新空间、统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和个性化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拓展外部公共文化资源、构建政府引导下多元力量参与的社会化运营机制等对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资源整合、场馆共享、功能再造，达到整体优势的最大发挥。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县城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让县城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其核心是要把发展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转变为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尤其是要促进市场、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从而盘活乡村发展的要素资源、拓展产业资源功能、促进文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推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促进城市业态向乡村转移,成为乡村发展的新业态,从而拓宽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乡村的空间、环境、农业生产和生活系统等实现农、旅、体、教等三产融合发展。     

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繁荣乡村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部分村民道德滑坡;村民对文化建设参与度不高,主体性未得到充分激发;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空心化"问题加剧乡村文化的衰落;文化建设"面子工程"频出.本文就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如何推动乡村文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对策建议.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乡村价值世界“沦陷”之忧

可以说,随着乡村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精神的丧失,农民们沉溺于对物质与利益的追逐,已经不知道用什么价值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农民的精神逐渐无处可依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解析乡村青年知识分子"公"之观念的变迁

乡村知识分子是乡村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一方面与历史上的乡村"士绅"有着渊源性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现实的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在乡村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社会变迁与阶层意识延续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历史、属性与价值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是市民参与各种类型体育活动的场所,是被"身体性话语"赋予内容和意义的公共空间.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历史发现,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具有可达性、意象性、补偿性和互视性四个基本属性,其在参与我国现代社会秩序建构方面具有非凡的价值:首先,公正、友谊、竞争等思想观念在此空间重复推演,发展为中国民众精神世界共享的价值符号...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私性文化凸显下乡村公共性培育

农村公共文化正面临衰败的危险.从深层次看,其衰败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裹挟和冲刷、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内在制约和乡村治理资源的匮乏流散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挤压.培育农村公共精神,建构协商合作型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农村公共文化的内生机制,传承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是理应积极推动的基础性工作.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发展,着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但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仍然滞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从调研情况看,乡村文化振兴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一些地区乡村文化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乡村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未能"物尽其用"。     

重塑乡村生活意义与乡土文化价值

社会精英和主流话语长期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的批判、蔑视和排斥,直接导致了传统乡土文化的凋敝和对乡村生活意义的消解。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乡村经济收入偏低,广大乡村已成为人们急于逃离之地,乡村生活也已失去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乡土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断弱化。如何重塑乡村生活的意义与传统乡土文化的价值,以实现乡村民众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双重回归,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