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外交

中国在从对伊武器核查到伊拉克战争这场重大国际危机前后 ,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 ,反对“先发制人”打击的单边主义行为 ;同时又在本国力量和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斡旋与斗争 ,采取战略明确、战术超脱的灵活策略 ,在坚持国际道义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既发挥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 ,又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外交战略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方针的辨证统一。     

潘基文任职周年与中国在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一年来,工作卓有建树,给联合国带来了新气象.未来一年,他将面临更加严峻和艰难的挑战与考验.只要恪守联合国宪章原则,坚持公平、正义立场,潘基文在任内就会不辱使命,逐步兑现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联合国"的承诺.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大力支持秘书长的工作,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舞台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宪章、保护的责任与叙利亚问题

中国在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提案表决时投否决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了避免又一个阿拉伯国家成为干涉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权力,而“保护的责任”因其宽泛的理论解释空间而极易被滥用,冷战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几次干涉主义战争的后果都背离了“保护的责任”的初衷.     

从平民保护到安全治理 ——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合作

冲突中的平民保护问题已经与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等涉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密切相关，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授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联合国在平民保护问题上已做出相关决议，但在实践方面，其效果与预期设想还存在差距，也存在诸多困难。将“平民保护”与“安全治理”联系起来，使“平民保护”成为安全治理的一个部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平民保护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与相互监督，这对提高联合国平民保护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试析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色,然而,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此原则在对非洲外交中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渐多。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非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是中非友好关系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方国家批评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有价值观的差别,又有经济利益的冲突,并有打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目的。随着非洲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应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将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中国的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及热点问题的解决,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 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

“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述评

自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表示原则上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中国维和人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的热点地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推进维和机制完善、扩展维和任务领域及优化维和人员素质等方面有质的提高.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试论普京外交的新特点

普京就任新总统后，极力为俄未来外交政策定调，并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予以具体落实。普京外交既有继承性、延续性，更有创新性，其推行的外交政策具有以下新特点：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发挥“G20”“金砖国家”等新型组织的作用；建立欧亚联盟；继续拓展与欧盟关系；耐心调整与美及北约关系；加大对亚太的投资力度；借中国之“风”谋俄快速发展。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 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 面。冷战后,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 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 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进一步塑造“负责任 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解读

本文在概括介绍《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的基础上,解析中方立场的立论基础,并进而探讨中方立场对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坚持主权原则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及目标简明化、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以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中方核心立场.由于中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立场”与联合国系统以及欧盟、非盟乃至跨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立场既有契合也有不同,因此,未来联合国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虽已存在一定的共同基础,但也隐伏着相当的分歧与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金融危机后国际思潮的新变化及其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思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大讨论持续深入，中 国模式备受关注；全球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不断发力；“负责任主权”观念深化，“保护责 任”进入实施阶段；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发展，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升温。国际思潮最新演变的趋势 进一步表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日益变化的挑 战，中国外交需要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继续主动融入国际体系，扩大中国话语权，促进更广泛的 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论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能源政策

美国十分重视中国的能源增长态势,一方面敦促中国尽早成为国际能源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又采取“预防性策略”应对中国进口能源剧增过程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事实上,在国际油价、国际油源、全球良治、能源导致的环境问题以及能源产业政策等诸多领域,美国对中国存有不满.对此,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能源政策动向,提前做好战略预判与防范.     

中国联合国学术研究四十年*

自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的联 合国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深入发展。如果以时间为轴，从机构、学者、成果三个方面对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显著特点：从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联合国研 究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较为紧密，这使得学者偏重政策性研究，其目的在于为中国外交服务，并非纯 粹学术研究；从研究领域来看，当前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关注领域相对广泛；从研究资金来看，联合 国研究资金相对缺乏，当前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或研究团体的自筹；从联合国研究现状看，当前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仍然呈现出“既前沿又边缘”的特点，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尚未达到“显学” 水平。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苏丹内部的治理危机和发展危机,其根源为当地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资源冲突,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传统协调机制的崩溃.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对达尔富尔冲突的性质与内容的理解存在夸张或曲解.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和解对中国外交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关系到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政治和外交原则的坚持、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等重大问题.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受到的外来疑惧、批评乃至诋毁,折射出日益发展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外交选择及政策调适,反映出成就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外交谋划和政策把握.未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应更具积极性、进取性和包容性.     

中国参与联合国国际减灾合作问题研究

联合国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减灾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协调人道主义救灾援助、转让减灾技术、促进国际交流、促进减灾框架与气候框架挂钩等领域开展减灾合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将努力推进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减灾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国际影响。     

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 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 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 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维护 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

国内学者已就“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国际责任”的不同认定来源及其基本属性，尤其是广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应成为自我定义及他方定义“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鉴于“国际责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概念，我们应慎重使用“负责任大国”、“大国责任”及“国际责任”等概念。相比之下，采用“国际贡献”和“国际共同责任”等说法更为恰当。     

中、日对联合国的政策比较

中国、日本对联合国的政策(一)中国对联合国的政策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宪章起草参与国之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庄严宣布:中国一贯尊重和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