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非洲国家对亚洲的战略性依赖

21世纪之初，世界格局面临大动荡和大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非洲与亚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接近与合作。这种接近、合作及互为战略依托的趋势注定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非洲国家认为在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大背景下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二十国集团（G20）已迅速成为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新兴大国影响力的主要国际机制和重要平台之一。虽然非洲国家认为自己在G20中的代表性不足，但仍乐见从G8到G20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变，并希望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并从中获益。在涉及国际政治核心权力重新分配的安理会改革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非洲也十分倚重亚洲的支持与合作。     

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亚地区合作机制呈现“竞争化”趋势,这不仅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是中亚各国主观上默许的地区合作模式。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中亚国家能够赢得更多自主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多向平衡外交政策。这种制度竞争趋势表现为:美俄均致力于提升“C5+1”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以维持地区均势;欧盟多措并举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以赢得更多机遇;地区强国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合作机制以谋求更多利益;中国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以打造全方位合作体系。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大国关系变化、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将加大对地区资源的竞争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将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塑造地区治理规则。中亚国家将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以便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及效果分析

巴西对金砖合作持积极参与的态度,这既源于其国家身份的定位,也与自21世纪以来巴西优先发展南南合作的外交安排密切相关,还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及国际体系转型存在重要关联。巴西积极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主要在于金砖合作机制为巴西实现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路径,为巴西的国际参与提供了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从参与效果来看,巴西在金砖合作中实现了自身的政策目标,不仅强化了与几大重要新兴大国的经贸纽带,收获了"经济红利",还提升了巴西的国际影响力。2016年,巴西政权更迭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调整,外交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但由于巴西通过金砖合作已收获了诸多显性红利,加之多边主义一直是巴西外交的重要传统,巴西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层面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相较而言,在政局仍不稳定的局面下,巴西对金砖国家强化政治安全合作的政策倡议会更为谨慎,涉及贸易、投资的发展合作仍为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优先考量。     

查韦斯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外交日趋活跃。查韦斯积极倡导建立多极世界,主张加强南南合作,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寻求打破制约本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利因素。委内瑞拉以地区外交为核心,大力推动拉美国家尤其是南美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一体化;提出一系列有关南南合作机制的设想,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以能源外交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参与变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总体看,查韦斯的外交政策有力地提升了委内瑞拉的国际影响力,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在新旧国际秩序交替进程中寻找更为适合自身的发展新路。     

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议题化是当今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作为经济议题,债务问题是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债务问题正成为非洲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国际关系议题,非洲债务问题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双边与多边、官方与私人部门在非洲博弈和互动的新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正带来多重影响,其嵌入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发展议程,推动中国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的碰撞、竞争和磨合,成为影响中非合作关系的焦点问题。受2020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非洲债务问题议题化趋势更加复杂,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社会在非洲债务救助中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行动不断走强,非洲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债务治理合作转型的重要动力。然而,美西方在非洲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化图谋给非洲发展和国际债务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必须认清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坚决反对将债务问题政治化,通过团结协作构建真正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从而切实推进非洲发展和国际对非合作。     

权力转移背景下东盟多边外交战略的演变、特点及挑战

冷战后,东盟实施多边外交战略,采取多头下注和风险对冲等策略,在大国间开展平衡外交。东盟为提升多边外交的有效性,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主导多边合作机制增强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关系,加快实施海洋安全等各功能领域的行动计划,扩大和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之间的合作,提升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影响力,从而将以东盟为中心的点线体系结构构建成立体多维的体系结构。但东盟在大国间摇摆、内部协调不一致等问题会影响东盟多边外交战略的实施。在亚太地区大国均无力建立区域霸权的格局下,东盟虽无力解决大国间的纷争,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大国紧张关系升级,发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过渡期的稳定阀的作用。     

浅议G20框架下的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作为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相似的战略考量促进了中印在G20中的合作,增强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G20机制的内在特点等因素,也对两国的G20合作形成了制约。从未来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容低估,中印需要重视G20的价值,通过建立两国G20事务合作机制、加强对G20的联合研究、把握G20合作重点、推动G20机制改革以及稳定中印双边关系等措施,不断拓展并深化两国在G20中的合作。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     

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

后金融危机的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这一基本架构之中,一超实力有所减弱,形成了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重要力量的三元结构。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跨国威胁成为重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急剧增加,而现有国际制度却表现出明显的供应不足,于是,充实和改革国际制度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三种力量合作的关键领域。三方具有合作的基础,但各方对利益轻重缓急的界定又不尽相同。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合作,合作的关键在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良性互动。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