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俘事务管理机构沿革(1939～1956)

二战期间,苏联俘获大量战俘,战俘的接收、安置、医疗服务、物资供给、劳动、政治教育和遣返等各方面事务均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负责。随着战场形势、战俘数量及战俘政策的变化,管理机构的名称、任务、职能、结构和规模均在发生变化。进入上世纪50年代,多数战俘已被遣返,管理局最终于1953年4月20日被撤销,其职能移交给了监狱管理局。在整个关押期间管理局较为重视战俘事务,在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战俘的关押条件也在逐渐改善,战俘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降低,劳动效率不断提高。     

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政府并没有遵照波茨坦会议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将日本战俘遣返回国,而是将50多万日本战俘扣留并押送到苏联境内从事繁重的强制性劳动.苏联政府制定这一战俘政策的原因不仅和当时苏美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的斗争密不可分,而且和苏联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及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因素紧密相连.     

对苏获波兰战俘问题的系统考察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对苏获波兰战俘问题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一方面比较清楚地交代了苏联对波兰战俘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部分遣返、分类关押、劳动使用、思想教育、侦探肃反和秘密处决等,另一方面也比较清楚地交代了被关押战俘的生活状况、思想情绪、人数变化和不幸遭遇以及所有波兰战俘的流向和归宿.对于"卡廷惨案"被公布于世后苏联围绕该案所作的各种自欺欺人的文章,本文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和叙述.     

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集中遣返过程的历史考察

苏联对日宣战后俘获了数十万日本战俘,并将其中大部分人移送到苏联各地从事重体力劳动。1946年年底苏联开始集中遣返日本战俘归国,经历前期集中遣返与后期集中遣返两个阶段,直到1956年苏日建交时才最终完毕。对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集中遣返归国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了解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苏日关系发展与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形势的途径之一。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吉林大学中俄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做的报告

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开战,为帮助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加速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体现了完美的军事艺术和创新。战后,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苏军优待日本战俘,保证了战俘的医疗、饮食和生活条件。拖延日本战俘遣返的原因复杂,日本的反苏政策起到了阻碍作用。美国为了实现其在日本拒不撤军的图谋,支持日本否定二战结果,制造了"北方领土问题"。改变二战结果的图谋,将引发新老矛盾和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比二战更严重的无法预知的后果,将世界重新引向爆炸的边缘。世界稳定需要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和携手合作消除当前的共同威胁。     

末代皇帝溥仪由原苏联遣送回国真相

四十年前,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批日、满战俘是如何由苏联遣送回国的?此事经过,鲜为人知,现在把它记叙出来,以飨读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决定把日、满战俘移交中国政府审讯处理。同年12月毛主席率领代表团访苏时,毛主席同斯大林     

关于马疝痛的病因和病因疗法的探讨

疝痛是马骡最常发的一种疾病,在马骡内科疾病中占很大的比例。该病不仅发病率高,而且往往呈重笃的急腹症经过,死亡率也很高。据苏联一些资料统计,马疝痛的发病率占马内科疾病的50％,占胃肠病总数的60～74％,死亡率约占总死亡数的7.4～10.36％(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家畜内科学及诊断基础》,1956年版)。在我国,据人民解放军总后兽     

马传染性脑脊髓炎的疫情调查

对1991年9月在青海玉树地区马匹发生脑脊髓炎症状的疫情进行了调查,通过发病特点、临床症状、病理解剖变化、流行病学调查、鉴别诊断和部分实验室检验,确定该病为苏联马传染性脑脊髓炎。疫情仅发生于马,发病率为8.61％,死亡率为3.31％,致死率为38.46％。     

战后对朝鲜人战犯审判的刑事法考察

依据日内瓦条约，1941年12月日军设置了战俘情报部门，1942年3月又设置了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管理的战俘管理部。出于监管战俘的需要，1942年5月日军在台湾和朝鲜招聘大量的战俘监管人员即日军雇工。即便如此，日军违背日内瓦条约使盟军战俘从事泰-缅铁路工程、巨港石油基地工程、西比路岛铁路工程等残酷的强制性劳动并导致了大量战俘的死亡，而日军却把责任转嫁到负责监管战俘的日军军属身上，使129名朝鲜人战俘监管人员在战后被判为B—C级战犯。然而，战后对朝鲜人战犯的审判存在着诉讼程序不合法、审判记录不客观、违反国际军事法庭章程等重大问题，审判有失正当性和合法性。     

越南劳工在苏联和东欧

1980年开始,越南陆续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劳务。9年来,一共向这些国家输出了20多万劳工。如今,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不景气,加上这些国家政局发生变化,因此,越南劳工的境况也就今不如昔。工作、待遇和生活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越南劳工大多数被安排在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单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原因之苏联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试析抗战后期苏联因素的影响

战略反攻阶段,苏联因素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中作用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苏联国际地位提高,在重大国际事务处理上举足轻重,这是苏联因素再度受到重视的最主要因素;蒋介石集团出于战略考量,主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美国的推动,也是促使苏联在中国政局再度受到关注的因素之一;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为抗衡英美对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也是苏联作用增强的因素之一。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处理国内党派之争时应最大限度地避免外部消极因素的介入;处理国家间关系时,要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应以意识形态和党派之间矛盾为重,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昭示。     

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瓦解导致了苏联的崩溃，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苏联的国家认同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使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削弱乃至最终变异，导致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丧失，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才难以为继。     

冷战时期苏联的石油与天然气:效能和限度——俄罗斯石油:军事战中的效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以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的面目出现,西伯利亚在其中起到支撑性的作用。苏联油气攻势是在欧洲两极格局形成后逐渐展开的。进入80年代,美国的油气遏制对苏联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联对意大利和东欧政策研究（1943—1947年）

在意大利战后安排问题上,苏联同美英两国的争斗早在二战后期就已经开始。意大利问题主要是战前殖民地等问题。出于利用英美矛盾为自己谋利的目的,苏联并不打算削弱意大利。由于英美两国在处理意大利问题上具有优先权,只允许苏联名义上参与意大利事务,并没有实际发言权,导致苏联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变化以及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美苏矛盾趋于尖锐化。苏联战后安全带政策目的是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意大利政策与对东欧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联从起初的不打算削弱意大利转变为不过分削弱意大利的政策,正是用来控制东欧并使其成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政治筹码。这也成为美苏冷战的起源之一。     

苏联模式探析

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20世纪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联模式具有显著特征历史继承性、封闭性、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实践的背离、社会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同僵化的体制无法相容。等等。“政治大清洗”是苏联难以愈合的创伤。“个人崇拜”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而斯大林则把“个人崇拜”变成了苏联社会的主轴。     

冷战早期苏联远程导弹研制进程（1945-1957）

1945年8月6日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让苏联感到了巨大威胁,苏联开始以全国之力研制远程导弹.斯大林为苏联导弹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远程导弹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并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     

苏联的债务问题及其解决前景

苏联解体后 ,苏联的债务经债权人的努力全部转由俄罗斯承担 ,这使得俄罗斯债务猛增 ,几乎压垮预算 ,特别是俄加入巴黎债权人俱乐部后 ,被迫以高利息偿还苏联的债务 ,更使得俄罗斯债务重重 ,步履维艰。为此 ,应从俄罗斯实际出发 ,制定一系列减轻俄罗斯债务的有效方法和草案。     

Structure and Perceptions: Explaining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50)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 prime anomaly to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Many realists have argued that domestic forces caused a confrontational policy, overriding structural imperative to accommodate China to balance the stronger Soviet power in Asia. Refuting the domestic explanation, I argue that balance of power consideration primarily determined the U.S. policy. Under the powerful pressure of bipolar competitio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persistently pursued a realist policy of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Communist China, or at least neutralizing it, through accommodation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Soviet Union in Asia. This policy was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Soviet superiority in Asia. However, my analysi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shows that there was little structural incentive for China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the latter was in a somewhat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globally and had limited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Asia. Further, Chinese leaders perceive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superior power in bipolarity. Consequently, China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 check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its own balance of power logic.     

后列宁时期苏联对基本国情的误判

正确地判断基本国情，是一个国家正确制定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兴衰成败。后列宁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由于急功近利、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以及主观臆断和冷战思维，在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致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失去了根本依据。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乃至被葬送的重要历史原因，为我们提供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