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野下的我国海上搜救责任区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周边涉海事故频发,但受限于"第一岛链",我国现有海上搜救责任区范围较小,难以充分实施必要的海上搜救。我国西太平洋以及南海印度洋海上通道贸易量巨大,现有海上搜救责任区无法保障我国船舶及其人员、货物的安全,亟待考虑由"第一岛链"东向及南向拓展海上搜救责任区。海上搜救责任区拓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即涉及搜救设备建设等硬件,又需要法律和机制协调等"软件"。因此,必须加强和推进海上搜救责任区的拓展与强化。     

中韩加强海上搜救合作研究

中韩两国开展海上搜救合作既是双方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也是由搜救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人命和财产救助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因此近年来中韩两国高度重视海上搜救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对此,中韩两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双方通讯沟通、资源共享、应急反应等机制,提高海上联合搜救成功率。     

首家“水上义务搜救队”的爱心故事

他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个冬泳爱好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萌发了一个想法:组建一支队伍水中救人。2005年3月,这支队伍成立了,这也是我国第一支民间水上义务搜救队。队伍成立1年时间里,一群汉子先后水下义务搜救68次,成功营救了20条人命,打捞失踪人员28人。他们认为:救人只不过是换一种游泳方式而已。     

岛礁建设会改变南海局势现状吗?

中国对南沙群岛部分进驻岛礁进行的相关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仅合法、合理、合情,也能为海上搜救、海洋科研、气象观察以及环境保护等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抓住中国岛礁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不放,肆意夸大和扭曲岛礁建设的军事用途和未来作用。围绕岛礁建设的外交争议引发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揭示了美日等国对中国海洋力量增长的特殊敏感性。有关国家应停止炒作岛礁建设问题,中国和东盟也需要尽快启动"双轨思路"框架下的对话和合作。     

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

作为军事外交的最高阶形式,联合军事演习在具有军事同盟的国家间非常普遍。除了发挥向"第三方"传递军事威慑信息的作用,联合军事演习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着预防性外交的作用,是信任建立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误判、增进互信,也能够推进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国际合作。经过十余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双边军事联合演习积累了经验,加之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和东盟于2018年10月成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海上联合搜救为重点、不针对"第三方",完全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新安全观理念。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减少误判,提高互信水平,也能够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

近年来,南海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应在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广泛吸取其他闭海或半闭海海域的合作经验,并结合南海地区特殊性,探寻出一条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南海合作机制化道路。当前,东盟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转向积极,加强南海合作机制化正当其时,应按领域敏感度从低到高逐步推展合作,初期可以软性法律约束之,中长期可考虑建立南海合作理事会统筹推进南海地区防灾减灾、海上搜救、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等领域务实的、机制化的合作。     

当前美越军事关系的发展与局限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越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双边军事关系达到1975年越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越南已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军事安全战略合作伙伴,而美国则是越南重要的军事倚重国。两国军队在高层防务对话、联合军演、共同维护海洋安全、军事医学、灾害应对、海上联合搜救、防扩散、处理越战遗留问题、提升越南军队的防务能力等领域,均展开广泛密切的合作。2014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的致命性武器销售禁令,两国军事合作出现历史性突破。军事安全合作已经成为美越关系的支柱,既有战略磋商,又有务实合作,有力推动着双边关系的提升。     

东亚海上战略互信机制问题研究

当前东亚海上安全环境复杂多变,东亚海上安全局势受各种域内外因素影响不断加剧,形成海上安全困局的主要症结在于东亚各国之间缺乏信任基础。为了有效化解东亚地区海上矛盾争端,必须构建东亚海上战略互信机制,求取东亚各方之间海上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达成消除隔阂、降低风险、和谐共赢的海上安全局面。     

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新生代——海上警察

随着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的签订,如何开展北部湾海上执法合作,打击海上贩毒、走私、偷渡、枪支贩卖、武装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已成为中国公安边防部门与越南海上警察部门的共同任务。越南海上警察于1998年正式成立,加强了越南海上执法,维护了海上安全。20     

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早期华侨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出国,主要定居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依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生存发展,因此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华侨,而华侨也为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致力于和平、共赢发展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样需要华侨华人的建言献策、牵线搭桥和直接参与,但同时也为华侨华人提供了发展机遇,因此,华侨华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共赢。     

海上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恐怖分子利用海洋难以监控的特点,日益威胁到国际社会在海洋的活动。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海上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同时,海盗与恐怖主义间的联 系更趋紧密,极大地威胁各国的海上利益。海上恐怖主义也逐渐成为反恐领域的新焦点。针对海上 反恐,国际社会已存在相应的国际条约作为执法的依据。但在海上反恐过程中,需要解决反恐与国 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海上恐怖活动的管辖权以及海上反恐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内涵及海南省的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的时代赋予了海上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提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举措,探讨海南省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论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及其现实意义——以海权理论为视角

苏联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海权理论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个高峰。国家海上威力论认为大洋对人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上威力。国家海上威力由海军、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等组成。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海作战和对陆打击等等。苏联红海军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指导下成为足以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然而,国家海上威力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给苏联的海权发展和海军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值得海权领域的学者深思。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推动与亚非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要保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顺利进行,保障沿线海上通道安全是首要前提。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南亚和北印度洋两大地缘政治区域,通道周边地缘安全局势复杂。综合而言,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着霸权国家战略遏制、沿线国家战略干扰、沿线地区冲突及海盗活动等三方面安全威胁。加强海上力量、打造战略支点、构建安全合作机制将是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有效战略对策。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防止海上事件与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

国际上已有的典型海上军事互信机制一般通过限制危险动作及骚扰行为、增强海上通讯联系、建立海军直接交流及定期审查机制来增强军事活动的可预见性,减少冲突风险。与之相比,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仍缺乏实质性的行为约束机制及稳定的运行体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美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权利上的争议,以及两国海上实力和战略需求的不一致。因此,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应立足于未来,避免纠缠于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先易后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从技术性问题及公海海域建立防止海上事件机制,推动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     

索马里海盗对我国海上安全的影响

近来索马里海盗事件频发, 对亚丁湾一带海上通道的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从而引 起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对海上安全通道的普遍关注。打击海盗, 护航亚丁湾, 维护世界和平, 确保 海上通道安全, 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且是我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 究索马里海盗问题, 着眼点应是我国的海上安全利益     

新时期美国海上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特征分析与经验借鉴

美国东西两面濒临海洋,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大国,又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第一的海洋强国.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与经济、资源、生态环境、能源、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却日益增多,愈益成为海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在遭遇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和健全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也摸索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上危机管理经验.为有效预防、管理和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海上危机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