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剖析

在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力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进程、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等背景下,日美两国于2013年10月正式开始了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工作。经过"日美防卫合作小委员"(SDC)的具体运作、日美首脑及防务与外交高官的宏观推进后,"新指针"于2015年4月27日正式出台。与1997年版指针相比,新指针取消了"日本周边"这一地理限制,突出了日美防卫合作的"全球性质";打破了原有的"三种事态"划分方法,强调了日美防卫合作的"无缝"体制;还增加了太空与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新指针的出台必将促进日美防卫合作的一体化进程,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立法工作,并增强对中国的遏制态势。     

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初析

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初析杨伯江日美两国政府６月８日批准并公布了关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第二个中期报告。这份洋洋５０００言的外交文件是对去年４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具体化，是两国朝建立“面向２１世纪新同盟”的既定目标、在加强军事合作...     

日本的防卫政策

二战后,日本根据和平宪法的相关规定,实行“专守防卫”的战略方针,并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国防支柱,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防卫力量的发展“保持在自卫的范围内”。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和平主义思潮逐渐被新保守主义所取代,扩充军备、自强自卫的呼声高涨,一些基本防卫政策已名存实亡。日本军费每年高达近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日美同盟重新定位,军事合作层次提高;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对话中积极主动,极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根据2000年12月出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明日本正在迈出扩军的步伐。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中期报告解析

2014年10月8日,日美召开防卫合作小委员会会议(SDC),发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称“指针”)修订中期报告,明确了日美防卫合作在功能和地理范围等方面的重大调整,与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内阁决议实质上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今后日本将进行的相关防卫法制的配套修改一起,成为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调整的重要一环.由于日本众议院选举等原因,2014年12月19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宣布,原定2014年内完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将视日本国内法制修改进展情况,争取于2015年上半年完成.     

美日同盟关系新透视--《美日安全同盟》介评

美日安全同盟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完整和最为牢固的军事同盟。自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面向 2 1世纪 ,特别是在“9·11”的新背景下 ,美日军事同盟走向何处已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关注点。由外交官特德·奥修斯撰写美国普雷格出版社于 2 0 0 2年 6月出版的新著《美日安全同盟关系 :为何重要并且如何加强同盟》①在“9·11”后的反恐背景下解读了美日安全关系的发展状况 ,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首先 ,该书对美日在东亚的利益进行了界定。一是在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俄处于“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涵盖的“远东”…     

奥巴马时期日美安全合作的变化

2015年4月27日,日本、美国共同修订并发表最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此次日美共同修订“指针”,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早在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期,2012年4月30日野田佳彦首相访问美国时,就已经开始与美探讨修订“指针”,强化并扩大日美安全合作.①但是,因日本民主党下台、政权发生更迭,“指针”修订工作暂时拖延.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二度上台执政后,日美强化安全合作再次被提上双方议程,双方加快了修订“指针”的进程.2013年10月,日美双边外长和防长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也称“2+2”会议)确定:“为提升日美同盟能力,计划于2014年内完成新一轮指针修订,于2014年10月出台中期报告.”②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刘江永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日美两国最终完成了１９７８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发表了一项“新指针”。这将对下世纪日美关系的性质及日本的防卫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国内外引起普遍忧虑。一、“新指针”使日美同盟发生...     

日本右翼势力发展情况

1993年以来,日本政局出现右倾化动向,尤为今年,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两股右翼保守势力又重新合流,从深层对日本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美防卫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标志着日美军事合作已进入新阶段。今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防卫指针及相关法案,5月24日参议院对其审议通过,这为新日美防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结构特征与历史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日美两国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形式对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进行大幅调整。此次"指针"的修订过程反映了日美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战略考虑,其中的中国因素尤为突出。回溯历次"指针"修订过程,可以梳理出日美同盟演变的历史逻辑,预测其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地区、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资料汇编

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政府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如下: 一、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主要内容 (一)目的 制定这个指针的目的,是从平时就开始构筑对付武装攻击日本及发生周边事态时更有效、更可信赖的日美合作牢固基础。指针对日常及紧急状态下日美两国的作用、合作及协调方法,确定了一般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一、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主张实行中立政策,放弃组建本国武装力量。但此后不久,吉国家领导人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于1992年5月接管了前苏联驻扎在其领土上的军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由陆军、空军组成的本国军队。1993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颁布第一部宪法。1994年1月,吉制定了本国的军事学说。2 0 0 2年3月,吉通过了《2 0 10年前过渡时期的军事学说》。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了吉在国防和军事安全领域的基本政策与主张。(一)对中期国…     

土库曼斯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一、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 1991年10月27日,土库曼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土库曼斯坦。独立后,土库曼斯坦始终将巩固国家独立和主权、保持社会稳定、振兴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主张走适合本     

印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一、国防体制 印度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通过内阁总理对全国的武装部队实施领导,现行最高国防决策机构为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国防、外交、内政和财务等内阁主要部长,由总理任主席。国防咨询机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长委员会、国防生产与供应委员会、国防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和最高情报委员会等。国     

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一、国防政策与军事战略1991年 8月 31日 ,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后 ,乌政府始终把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深化经济改革作为其工作重点。同年 9月 5日 ,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正式成立 ,并于翌年 1月 14日决定接管其境内的原苏军部队 ,进而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本国军队。 1992年 2月和 1995年 8月 ,乌兹别克斯坦分别颁布了第一部《国防法》和《武装力量学说》。 1997年又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 ,其宗旨是遵守无核原则 ,并倡议建立中亚无核区。2 0 0 0年 2月 ,乌总统所属国家安全会议批准了新的《国防学说》(该学说与《国家安…     

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1990年8月24日,塔吉克最高苏维埃发表主权宣言。翌年8月底改国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同年9月9日正式宣布独立,12月加入独联体。塔独立后,由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激烈,错过了立即建立国家武装力量的时机。1992年3月,塔吉克斯坦爆发国内战争,并且持续达5年     

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

一、国防体制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国防法》规定,俄罗斯总统为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对联邦武装力量、其他部队、军事单位和机关实施全面领导,确保俄联邦军事安全。俄罗斯军事与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联邦安全会议,是为总统起草安全保障方面决定的宪法机关,负责审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保障方面的内外政策问题,解决经济、国防、信息、生态安全、预测     

伊拉克军事实力及军事部署

最近,伊拉克问题日渐聚焦,一方面美国磨刀霍霍,小布什极力主张对伊动武;另一方面伊拉克则不甘示弱,积极备战,准备反击。那么,萨达姆究竟有何实力敢与美抗衡呢?现将伊拉克陆、海、空三军实力及主要部署情况介绍如下:     

普京的军事改革与强军计划

自俄罗斯获得主权以来,其武装力量的建设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历程。日新月异的世界军事变革促使俄罗斯将军事改革、加大军队建设力度问题提上了日程。普京在过去4年里加大了军事改革的力度和步伐,力图提升军事实力,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新型的国家安全力量。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俄罗斯军事改革的各个方面,并分析了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Military Structure,Civil Disobedience,and Military Violence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factors inherent to the structure of a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play a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s tendency to perpetrate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during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s. To examine this hypothesis, I conducted a three-pha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a database containing 97 campaign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1972 and 2012. In the first phase, I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centric factors and violent crackdowns. In the second phase, I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centric factors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third stage, I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pecific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litary and mass killing. I found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mentioned above. High-risk militaries that served a militarized regime, contained loosely regulated or indoctrinated paramilitaries,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protesting group,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perpetrate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during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s than low-risk militar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military's role in perpetrating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during protests and conflict may provide some novel findings.     

迈向“一等军事强国”的印度与中印军事关系

多年来,印度一直都梦想通过加强军事实力带动本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从而实现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的梦想。为此,印度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发展战略,军事实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对中印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两国军事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