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本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与印太地区的13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开展印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印太区域制度整合方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行动纲领，其未来必将会对我国的海外市场、供应链稳定、区域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区域各国制度整合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影响和挑战，我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整合“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推出区域数字规则的“中国方案”，构建我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RCEP为抓手，推动区域制度整合。     

美国主导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前瞻及应对

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回归印太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旨在占据印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高地，同时获取印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为兼顾IPEF数字贸易治理谈判效率与成员多元性，美国预计采用“整合谈判”与“零散谈判”双轨并行的方式，且优先着眼于与核心成员达成“早期收获”。IPEF数字贸易规则将根植于“美式”和“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也会回应新兴趋势和技术发展所需，并与美国“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相契合，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中美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其中，“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规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规则”和“新兴技术规则”是美国推动IPEF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重要抓手。中国将面临在印太地区数字贸易便利化系统构建、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以及中小企业合作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应理性务实加入印太地区既有数字贸易安排，并依托数字服务市场制度型开放，积极提供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话语权。     

韩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要，韩美经济关系加速朝着全球化和安全化方向迈进，双方重点推进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各自“印太”经济政策对接以及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美国在科技经贸关键领域对华“脱钩”布局，增加美韩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博弈筹码，助推美国全球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与此同时，韩美经济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存在限度；中韩经济关系中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合作具有韧性。中国可采取积极对接、主动塑造的对韩经济外交策略，稳定中韩两国合作基本盘，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从TPP到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

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回归多边主义，但并未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是创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新型区域经济架构。IPEF“四大支柱”明确了美国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不同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勾勒出美国在亚太地区践行经济战略的具体行动路径。与TPP相比，IPEF在战略方式、组织架构、合作形式等方面均与之存在实质性差异。两者都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亚太“竞赢中国”的地缘经济武器，但IPEF的推出是美国根据现实变化做出的战略制度创新，既是其适应自身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需要，又是为配合大国竞争与争取盟伴国家支持的需要。IPEF的推出标志着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的再转型，其目标是有的放矢地削弱中国经济优势。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国—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地区经验、秩序重构与战略再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以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方合作硕果累累。以2018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分界点，共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重点完成战略对接并启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率先转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加强发展共识、利用多层次合作机制、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双目标等地区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未来，虑及中美博弈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环境，尤其“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并加以遏制，中国应从地区秩序重构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东南亚的实施方案，以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美俄印欧的欧亚地缘战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参与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与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某些国家的利益和战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博弈。为此,本研究试图从“一带一路”与美俄印欧版“一带一路”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考察美俄印欧基于各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地缘战略,以及客观上所形成的地缘挑战,提出中国的应对举措。本文认为,源自于特朗普弱化美国国际领导责任的地缘战略,“C5+1机制”对“一带一路”并不具有反制的地缘战略效果;中俄互信固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则受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地缘战略不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之间存在地缘利益失衡的潜在风险;印度“印太构想”等互联互通战略和“大国梦想”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势必削弱“战略对接”在人们预想中的相关积极功能;欧版“一带一路”反映出欧盟试图通过所谓的“可持续”亚欧联通战略提升在亚欧大陆话语权的地缘战略考虑,但其内部的认知分歧,使其无法摆脱中国对其“分而治之”的疑虑。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一带一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包含了国际维度的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一个对现有国际合作模式的探索性调整.“一带一路”之所以出现,与全球经济地理变化、产业调整、全球秩序失效以及民族国家角色变化等时代趋势有关.时代趋势赋予了中欧新的合作空间.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同时体现了时代背景和中欧关系自身逻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体现了较强的“中国规划”色彩;“互联互通”成主要抓手;展现国际秩序合作的可能性;呈现出“多速”和“多维”发展趋势.中欧双方未来在经济融合、构建国际秩序以及文明互鉴等方面合作前景广阔.     

中拉“一带一路”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批拉美国家加入,成为中拉合作的“新平台、新抓手”,中拉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当前,拉美地区正处于政治左右拉锯、经济复苏艰难、社会形势恶化的特殊困难期,美国借机加大对拉美控制,中拉“一带一路”合作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拉应坚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扎实推进“全产业合作”“多维度合作”“高质量合作”,努力构建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互利共赢关系。     

可行性及其路径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具备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缓解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缺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高居高不下、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日竞争关系的影响存在，这些因素的根源又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将东北亚地区逐步纳入“一带一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俄罗斯、蒙古国和韩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积极，朝鲜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日本和美国态度复杂，但已经很难置身度外。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需先从双边合作入手，争取各国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扩大到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进而扩大到多边范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项目投资；。同时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日本“印太战略”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经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已经逐步确立。当下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受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政治大国”夙愿以及遏制中国等考虑的驱动,将影响全球发展、损害区域海洋安全、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同时,日本强化“印太战略”也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推进高质量发展对策北大核心CSSCI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来在促进中国与合作国家机制与政策协调、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资金融通、产能合作、经济增长以及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存在诸如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管理不到位及效益待提高等问题。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合作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红利期望值增加等等,均对“一带一路”高质量、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和更为严峻的挑战。本文在考察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短板以及面临的新挑战,探寻解决难题的路径和方法,以期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理念嵌入与合作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获得了上合组织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回顾历史,“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转变为安全、经济、人文全方位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两者能够顺利对接具备基础条件：“丝路精神”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屏障、制度支持与民心根基,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支持上合组织在基础设施、经贸合作、资金融通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中国与上合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的务实合作成果为促进两者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始终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力量,提出新“五观”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题提供理念支撑,以“四个共同体”为目标为其未来发展擘画蓝图。最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上合组织践行新“五观”、实现“四个共同体”目标、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编者的话

时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本期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袁正清和赵洋指出,该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同时也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并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使这一倡议成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重大安全成就与风险应对

“一带一路”是维护共建国家安全、破解沿线安全困境、推动区域和平发展的实践创新。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安全成就,即从理念、器物和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安全合作新模式,积极破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批驳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安全问题的渲染,对区域安全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强化了共建国家的安全互信、抑制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正在铲除战争、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滋生的社会土壤,有效维护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和数据安全。然而,共建“一带一路”依然面临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国际舆论的泛安全化渲染,导致单纯以发展来促进安全的成效相对滞后和减弱。为此,从以安全保发展的视角出发,共建国家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深化多层次、复合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国际舆论的正向引导机制,持续优化沿线安全环境。     

RCEP特色规则创新与“一带一路”经贸规则范本系统构建

2023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又恰值“一带一路”迈向金色十年之际,基于RCEP特色经贸规则创新经验,探索共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系统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创新与完善“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路径多种多样,文章对比分析RCEP与目前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内容,分析阐释RCEP特色创新经贸规则,认为RCEP涵纳新颖的原产地标准、面向未来的高标准承诺清单制度及开放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等特色规则,包括竞争立法、执法合作与协调等方面创新机制,这些规则彰显RCEP经贸规则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同时也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系统构建提供有益经验借鉴。中国作为RCEP的成员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可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实践为导向,以引导合作、促进交往、规范行动和解决分歧为基本目的,积极承担起推动构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示范文本的重要使命,鼓励“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和地区踊跃参与“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创建,力求达成多边共识的经贸规则体系,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