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福建海洋航运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航运业侵入福建,压倒了福建传统的航运业,不仅垄断了福建的远洋航运业,而且还控制了沿海航运。尽管旧式的帆船业出现了凋零,但是福建的海洋航运业并未因此消亡,新的民族轮船航运业应运而生,顽强地生存、发展。     

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的历史回顾与探析

海外移民社会的形成,为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创造了条件,东南亚地区因此成为福建歌仔戏海外传播的重要区域。改革开放后,受国家政策的鼓励,厦门歌仔戏剧团、漳州芗剧团等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向东南亚观众展示福建戏曲的艺术魅力。福建歌仔戏的海外出访在联络乡情、传播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

本文对有关郑和与天妃的新资料进行补遗和考释,认为明初政府的海洋政策和沿海民间的社会思潮是导致天妃信仰在郑和航海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因素;依据新发现史料研究,认为郑和曾到过福建长乐的文石和莆田的湄洲岛;《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经文,说明郑和下西洋带有政治、经济和一定海外探险的多重目的,天妃信仰活动中明显渗透了明初政教合一的特征。     

海内外短波

福建有1000多万闽籍乡亲旅居世界各地据第四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筹备处透露,福建省有1000多万乡亲旅居世界各地,并成立世界性闽籍华侨华人社团12个。闽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可追溯至上百年前,从最初的宗亲、宗乡会馆发展到今天的各种侨团组织,历尽沧桑和变迁。迄今为止,海外闽籍华侨华人社团数以千计。上个世纪末,海外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涌现出一批地缘性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尤其是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世界安溪同乡总会、世界晋江同乡总会、…     

西方游历家看福建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具有发展海外交通得无独厚的条件，很早与海外各国就有了往来。福州、泉州、漳州（月港）都曾发展成为名扬中外的贸易大港，成为各国人士向往之地，西方游历家纷至沓来，写下许多胜炙人口，迄今仍为中外学者视为珍贵文献的旅行记，并广为流传，从而使福建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游历家对福建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对中国认识。中国与欧洲分别处于亚欧洲大陆的东西两端，相距遥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双方只有偶然的接触，主要通过传闻彼此才有一…     

海权视阈下的当代印度海军战略与海外军事基地

冷战结束后,印度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利益对其海洋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以海权思想为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海军战略,印度海军也因此向远洋化的方向发展。海外军事基地对于舰队远洋作战与机动是不可或缺的。出于对发展远洋海军的需求,印度近年来陆续在海外设立了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的设立对于地区安全形势和战略格局将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予同样在发展远洋海军的中国一些有益的启示。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早期西班牙人看福建

福建历来是海外了解中国的窗口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 ,与福建发生了日益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他们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察事物 ,对福建的认识和了解也从模糊到逐渐清晰 ,并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他们对福建的看法是受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文化观念的影响 ,除了少数狂热的殖民扩张主义者外 ,大多数人是对福建人民抱有好感的 ,对福建文化表现出景仰 ,对福建的介绍基本上是客观、公正和较为全面的 ,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他们将福建及其文化介绍到欧洲 ,开拓了西方人的视野 ,不仅使西方认识福建 ,而且也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今天我们了解早期西方人对福建的看法和评论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 ,认识世界 ,也认识自己 ,不无裨益。     

当代印度海权战略与航空母舰

随着国际关系史进入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在海权思想的影响下,一直将对印度洋的有效控制作为其海洋战略,甚至是国家战略的目标。航空母舰是制海能力最强的舰种,印度一直将航空母舰作为其海军发展的重点。印度海军认为航空母舰可以遂行支援陆地战场、保卫海上交通线、保卫海外利益、保卫海洋国土等多重任务,为印度保持在印度洋的排他性影响提供不可或缺的能力。     

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

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登上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光星仔礁宣示主权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海洋法的新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何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就成了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合法海洋权益的关键。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美国因素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以后老挝内战的重启

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老挝事务的干涉。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老挝反共力量的同时，进一步采取了促进老挝中立派与右派势力合作的战略。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公然违背造成了老挝政治力量的再次分化与重组。老挝再次陷人内战的同时，美国也对老挝事务进行了直接的军事干涉，使老挝最终成为越南战争的真正战场。     

论澳巴海洋边界划分方法之特色及其对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之借鉴意义

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制度产生以来,相邻或相向沿海国的海域划界特别是其彼此的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与大陆架应统一还是分别划界问题之重要性日益凸显。独具特色的澳巴海域划界条约采用的划界方法,对中日关于东海海域划界冲突立场之协调富有借鉴意义,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可以通过就大陆架和上覆水域分别划定界线并设立适当联合开发区来解决争端。     

藤田丰八与清末中国西方农学引进

清末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实验农学。在这一过程中 ,上海农学会在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引进方面成就显著。尤其是农学会聘请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负责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 ,对我国经由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农学 ,推广近代农业科学知识 ,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造 ,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国际海洋法法庭释放渔船的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审理的案件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渔船立即释放的纠纷,本文在具体考量法庭审理的有关这方面的案件后,认为法庭的司法实践体现了“从速审判”的特点,加剧了国际法主体多元化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相关国内法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2003年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的变化与特点

中、美、俄、日 4大国战略关系的互动变化 ,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走势。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日同中国之间政治上的“遏制”与“反遏制”、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反渗透”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主导权之争。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 ,只有纳入到该地区主要矛盾的框架下去分析 ,才能看清其事物的本质。     

危机与机遇：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

自18世纪末中国帆船对吧城、马尼拉的贸易逐渐衰退之后,到19世纪初期依然没有摆脱持续衰落的困境。与此同时,暹罗及安南的王朝兴替,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帆船对两国贸易衰退的势头,并促使彼此间贸易往来在19世纪初期再度兴旺起来。19世纪初期英国在据有新加坡之后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而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可谓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思考

中国移民最早出现在远东是19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90年代中国移民在远东重新出现。随着中国移民的出现,“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也逐渐在远东蔓延开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的持续滑坡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导致了俄罗斯人的失衡心理,这是远东“中国威胁论”产生的主要根源。此外,前苏联解体后,远东人口形势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中俄两国人民血缘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上的恩怨也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丹东边境区位优势创新

丹东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地带。丹东地理位置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特殊性。可以利用其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机会,将丹东建设成为通向朝鲜半岛至日本连接东北亚的国际大通道,以此推动丹东乃至辽宁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