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内阁的政策取向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小泉内阁对内对外政策取向，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意欲修改和平宪法，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主张，无疑给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发展，尤其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新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 “正常国家”却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也不断扩大的日本。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日本近期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和意图

９０年代以来，日台关系逐渐升级，究其实质，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又有其历史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亲台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防止台湾在经济方面脱离日本；继续为李登辉保驾护航；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需要。日本对台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供应链安全政策动向及评估北大核心

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试图构建“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一是培育国内供应链竞争力,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二是完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体系,与美国双多边合作不断加深,陆续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支点;三是推动日企完善抗风险能力,包括“业务可持续计划”(BCP)、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日本追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外因是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内因是产业竞争力下降、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实质是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竞争力提升,更离不开开放的全球化和中国市场。中日关系稳定不仅对双方有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时期的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在隋唐时期显得格外频繁，远远超过了前代。隋朝是继汉开唐的重要朝代，隋文帝统一中国南北后，国威大盛；而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其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吸引了不少海外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日本统治者为了学习当时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优秀文化，不断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这在当时已成了日本的基本国策，日本史上称之“为祖先之贻谋”，亦称为“祖法”‘”。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的频繁来华，既繁荣了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又增进了文化交流。（一）在隋朝建立之时，日本亦进入飞鸟时代，推…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当前日本经济回升与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互动

日本经济自2009年开始走出因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的战后最严重的周期性衰退。伴随日本经济的快速回升，中日经贸关系也呈现快速恢复和发展势头。日本经济回升势头的形成和趋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特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外部条件。     

21世纪初期日印关系及影响探析

21世纪初期以来，出于各自“大国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的需要，日本与印度互有所求，相互借重，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加强全面合作，经济与安全合作尤为突出。这反映了日印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与制约中国发展的心态。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鸠山政府外交政策分析

9月16日，以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新内阁成立。新内阁由来自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的17名阁僚组成。新内阁是“建设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还是坚持“亲善”的外交战略？是真心“回归亚洲”，还是要走“日本的新道路”？中日两国是“臣服”关系，还是平等互惠关系？探讨日本外交政策，有利于我们认识日本新政权的外交走向，恰当估价日本的外交政策，制定相应的对策。     

日本社会：对华心态扭曲与消极民族主义郁结

中日关系被认为是中国与20多个邻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经济关系很“热”。但政治关系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冷”。近年来日本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下落和国内经济连年衰落造成其国民心神不宁，对华心态失衡，扭曲的心态又催生出消极的民族主义郁结，从而使日本上下要求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政府修改宪法和建立军队在日本公众中亦有近50％的支持率。对此。我们应当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韬光养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日两国关系问题。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日本新内阁的政策走向

今年４月２６日，小泉纯一郎（ＪＵＮＩＣＨＩＲＯ ＫＯＩＺＵＭＩ）就任首相，日本新内阁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日本政治已经完成了世代交替的任务，开始由少壮派政治家掌握国家权力，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小泉纯一郎高举“新世纪维新”的大旗，以改革者自居，将要在日本刮起一轮“小泉改革旋风”，不仅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形势。     

俄日北方四岛争端及其前景

自2010年底以来，俄日关系骤然紧张。今年2月，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问俄罗斯，原本是为促成日俄首脑会谈铺路，但因双方在北方四岛（俄方称南千岛群岛）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会谈不欢而散。此后，俄日围绕北方四岛问题的争端逐步升级，两国关系跌至“最近几十年的最低点”。3月6日前原诚司因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辞职后，被称为“有强硬手腕的政治家”松本刚明出任日本外相。如何打破日俄关系僵局将考验日本新外相的智慧，俄日关系如何发展更加引人关注。     

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

中日建交30年来,经济关系保持了稳步上升的势头,日趋紧密,不断跃升新台阶。中日之间良好而强有力的经济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展望未来,中日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日本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是制约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总体看来,未来中日经济关系机遇大于挑战,将展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 本自1989 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 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 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 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 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

日本政治的右倾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外交政策、军事、许多日本政治家多次“失言”等方面。公然挑起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地理条件、历史文献、国际法等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把中国的钓鱼岛据为己有     

新世纪日印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两国从经济、政治到防务安全领域全面强化和深化双边关系，并把遏制中国作为共同战略目标，构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然而，日印各自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日印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不能不受中国因素的制约。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越南入世和越日关系的新发展

越日在越南加入WTO以后开始了经贸、政治、安全、文化交往等全方位合作。这里既有越南大国平衡外交的国际政治需求和获得经济援助需求．也有日本希望通过越日关系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力的需求。今后的越日关系会进一步提升，但也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日本的所谓“普世价值”为越南所不能接受；越南经济也不可能顺从日本将经济与突出政治、安全挂钩的路子；日本企图通过越南加大对东南亚的影响，而越南也存有戒心。     

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北大核心

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西翼,在日本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对外援助被日本视为落实“印太构想”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累积和探索,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精耕细作式对非援助方式,注重草根性、人才专业性、国际协调性。在实施路径上,日本积极推动日语、经营理念、“清洁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日本式认同建构方式,赋权非洲弱势群体,输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非援助软实力外交虽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也有局限性,无法掩饰日本对非整体政策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作用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