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环境外交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经验积极推进环境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环境保护是日本开展对华援助和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华环境外交作为加强和改善两国关系及合作的重要领域和行动方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轴之一。但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欲从环境问题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一部分扩张日本文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领域对其形成依赖进而有控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对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支柱

环境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翼。近年来日本为了改善同周边邻国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为了在争取"入常"问题上能得到东亚各国的支持,企图抓住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中日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存在需要共同面对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社会课题。环境外交正日益成为中日关系调整的平衡器,对促进相互理解与信赖,调整双边关系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也为构筑更高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着意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新起点也正是从环境保护合作开始的。     

日本自民党提出对华政策指导方针

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最近正式发表了到下世纪初日本亚太战略中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 调查会认为,在对华关系上,日应继续坚持灵活、积极合作的对华政策。1979年日元贷款开始以来,可以说经济合作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支柱,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但中国经济目前开始步入正轨,日元贷款的时代正在结束。2010年前后中国很可能成为赶超日本的经济大国。为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日中关系,为亚太地区的“理想变化”准备最佳环境,日应赶快修订包括将来是否继续对华进行日元贷款在内的整个对华合作政策。首先是修正合作对象。过去日把对华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扩大生产力上,今后应该转移到提供资金技术,以确保环境保护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初探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资金、技术优势从多角度推进环境外交,现已形成以亚太为中心、重视非洲兼顾拉美的环境外交战略格局。从实践看,日本环境外交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重要途径与平台。随着国际环境外交博弈的加剧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动,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环境外交战略,并将对日本外交战略和国际形势产生影响。     

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菅直人内阁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步改变鸠山内阁的对外政策:完成防卫大纲修订,提高对华防范,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和构筑制约中国的地区联盟;在经济上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即想改善日美关系,钓鱼岛撞船事件为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的对华外交讨论,反映出日本在中国国力上升形势下重建对华关系的思考,即加强日美同盟和对华防范,同时在经济等各领域开展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日蒙环境政策对话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日本抓住地球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蒙环境对话与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成为日本对中亚和蒙古实施环境外交的重要一环。日蒙环境政策对话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是日本通过推进环境合作和交流，进而强化日蒙关系，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

面对中国崛起及越来越复杂的亚太地区形势,澳大利亚对华战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冲"特征,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并注意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经济与安全关系以及地区制度建设,提升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空间,确保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在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影响下,中澳经济人文合作有望持续加强,但政治安全互信仍将受到制约。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宏观与微观视角下的日本环境ODA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ODA是国际绿色援助领域的重要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环境ODA以积极的发展态势走在国际绿色援助体系的前沿,以极具战略色彩的发展特征追逐国家权益的增值。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和手段,日本环境ODA呈现出继续加强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日本对环境ODA的战略发展与运用,对兼具受援国与援助国双重身份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日本对华环境ODA曾是中国获得国际环境援助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日本对华ODA贷款的停止,对华环境ODA的骤减,中国作为面临严重环境污染的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与日、欧、美的环保合作,从多层面弥补本国环境治理上的资金技术不足。同时,作为援助国,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的经验,追求对外援助的最佳效应。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浅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冷战后,由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失衡、中国国力的迅速攀升及日本国内经济、政治新因素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中双面性特征充分显现:既支持合作又防范限制,既积极接触又温和遏制。源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出发点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力量对比变化产生的博弈,日本对华战略中形成了借重与防范并举的外交倾向。     

从东海油气田争端看日本对华能源政策

近年来,中日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深。本文以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为切入点,阐明日本对华能源政策调整的某种必然性,并通过对日本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策略的分析,指出日本对华能源政策的僵化特征和追求绝对国家利益的实质。文章认为,日本对华能源政策正从合作主导型向竞争与合作并存型转变,日本在能源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排他主义倾向,不仅无助于中日能源合作,也有悖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日本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日本对华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日本对华ODA的国际环境、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和政治关系等诸项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发生了“ODA摩擦”。日本已决定于2008年结束对华日元贷款。随着“后ODA时期”的到来,中日经济合作迎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点。     

日蒙EPA的政治经济意义分析

日蒙EPA是日蒙两国经济外交战略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其深化双边交流的重要平台。日蒙EPA对两国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影响和意义根据双方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对EPA的动机不同而各异。对日本而言,日蒙EPA是其价值观外交、资源外交战略的延伸,是日本扩大对蒙投资和两国经贸合作、深化双边交流的重要的战略机制性保障,但是,从日本对蒙的贸易依存度和蒙古国的经济规模看,其对日本的政治外交以及经济贸易影响有限。对蒙古国而言,由于受本国经济规模、传统的地缘政治等重要因素的制约,日蒙EPA的影响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影响和意义大于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影响及意义。鉴于日本的FTA/EPA战略中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相当明显,中国应因地因事制宜地调整经济外交战略,有针对性地防范和抵御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上合作还是对抗?北大核心CSSCI

梳理日本关于"一带一路"的舆情,回顾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外交的特点可以看出,日本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巩固日美同盟,渲染中俄不睦,企图以此遏制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诸多国际事务中,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在中日竞争中,日本自身技术成本高、中亚战略推行缓慢都令其自身危机感十足。此外日本对日美同盟还存在猜忌与不信任,惧怕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越顶外交",因此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日趋成熟,日本不会放弃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术合作的可能。     

英国对华政策新思维

中英关系近来的发展突破了西方各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困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英国对西方传统的对华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阴阳两张皮"的超越,不但在经济上加强对华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大胆与中国靠近。英国对华政策突破性变化既有其对中国的经济需要,更体现了深刻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思维变化。英国在对亚太和新兴国家外交战略大转型背景下,反思了对华意识形态大棒政策的有效性,重新调和了对华外交的经济诉求和价值观诉求,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新战略逻辑。英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影响,甚至起到某种风向标的作用。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 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 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 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 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 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