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上升,美国战略界鼓吹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的理念和战略,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重视对中国施加拒止性威慑,使中国相信不会在军事行动中实现目标,以达到威慑中国的意图。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和巩固亚太盟友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效用。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深刻影响着两国战略竞争的形态,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不仅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推动着中国重新思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并迫使美国调整军控政策,对全球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网络威慑与霸权重塑：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演化及动因探析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为适应迅速扩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环境,美国将传统威慑理念引入网络安全战略领域,以网络威慑作为其追求安全利益、扩大竞争优势、重塑国际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被动应对、主动防御、攻势主导和立体威慑四个阶段,在网络霸权追求的驱使下呈现出威慑态势日益强化、威慑体系不断完善、攻防兼备且偏重实战等趋势。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强化受到多种内外动因的影响,是安全—利益考量、权力—政治诉求、思想—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变量叠加作用的结果。美国企图超越传统的战略逻辑,但其战略制定与实施并未单纯地停留在“安全”层面上,而是在激进特征的推动下进行战略的演化发展,其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     

美国“印太”军事威慑战略评析北大核心

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一体化威慑”战略，通过强化亚太前沿军事存在、翻新各种作战概念、打造军事集团等手段，强化“印太”军事威慑，企图借此巩固霸权地位。但该战略引发了地区军事化与地区经济化、军事一体化与地区战略自主、威慑止战与威慑致战三大矛盾，不仅冲击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侵蚀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还大大增加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危害亚太地区安全。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历史演进

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开发利用太空以来,太空威慑作为美国与苏联战略博弈的手段之一就已经出现.冷战时期,太空能力的进步先是作为美国政治和技术实力的标志成为国家整体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其后又与核威慑紧密结合,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的威慑态势中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太空威慑逐渐与核威慑战略分离,成为独立的威慑手段.1996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太空威慑的概念.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2009年以来,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太空环境,美国开始调整其太空威慑战略,强调通过太空弹性能力、太空系统防御能力和太空国际合作,以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在太空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对太空的依赖性造成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以及报复性威慑在太空难以实施等因素,是美国进行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然而,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太空威慑相较于传统威慑在实力、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上都存在差异,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实现。因此,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会造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挤压中国太空活动空间等影响,最终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太空环境。     

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北大核心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了威慑战略布局,提出了旨在威慑俄罗斯的战略倡议,并强化了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提升了乌克兰的威慑能力。2021年11月,俄乌关系再次恶化后,美国反复向俄罗斯发出大规模经济制裁威胁。不断公布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情报,强化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试图吓阻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一努力失败了,但是美国借助对俄罗斯的空前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威慑效用。     

贸易何以成为威慑手段?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经济武器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吸引了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以贸易为手段大肆威慑他国,借助经济压力为手段迫使他国屈服,以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因此,研究和分析贸易为何能够成为威慑手段,以及贸易作为威慑手段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十分必要。贸易能够成为威慑手段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直接涉及国家行为体的核心利益,二是能够给其他国家行为体带来重大损失,三是产生的压力可能改变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计划或行为。此外,在大国战略博弈中,贸易手段发挥着对其他威慑手段的替代作用,对传统威慑手段的补偿作用,以及重塑与维护大国战略威慑体系的作用。当前大国威慑工具的局限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理念的单一性与安全挑战的多维之间的张力逐渐扩大,传统威慑工具难以应对日趋走向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因此,将贸易手段纳入威慑工具箱并加以使用已是大国博弈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大国无战争的今天,贸易作为大国往来的主要媒介,其背后的威慑功能将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