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与中东铁路所有权的历史演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强在远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沙俄因担忧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发展威胁沙俄利益,联合德国和法国干涉中日战争的善后事宜,迫使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此后,沙俄加强了对中国的影响,并借机攫取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和使用权.在中东铁路存在的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被骗取铁路筑路权并且至多拥有名义上共管权的中国,由于国家积贫积弱,虽有心收回铁路路权,却无力实现自己的意愿,只能旁观列强在中国东北任意角逐,目睹铁路在列强手中辗转易手.中东铁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演变,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软弱而蒙受的屈辱.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

通过对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精英阶层的言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近代日本对中国认识模式构筑于幕末维新时期;对西洋列强而言,清朝政府已病入膏肓,统治机构早已腐朽,而日本则视清朝为日本抵抗西洋列强威胁的天然屏障,急欲与清政府同盟合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形成了断然实行侵略中国的基本认识。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俄、日苏关系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俄、日苏关系是影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双边关系。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俄关系具有西方殖民列强与亚洲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总体态势是“俄攻日守”。明治维新到十月革命前的日俄关系具有老牌的殖民主义列强与新兴殖民主义列强之间关系的特点，日俄在东亚既有争夺，又有合作，日本逐渐占了上风。十月革命后日苏关系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邻国关系的特点，又有较为浓厚的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这时期，两国之间始终未能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经历了“日攻苏守”到“苏攻日守”的转变过程。     

明治日本“南进论”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南洋"对近代日本具有重要意义,而历史上所谓的"南进论"正是凸显这一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意识形态。所谓"南进论"是一种起源于明治中期的外交思想。不同于向朝鲜半岛、"满蒙"以及中国大陆进行武力扩张的"北进论","南进论"强调经由小笠原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而向南洋群岛进行移民与贸易。在明治初年,由于日本自身还是一个弱小国家,随时有被西洋列强侵略,沦为殖民地的可能性,故日本选择了避开与西洋列强,以及当时还很强大的清帝国竞争,把对外扩张的方向定在了南洋乃至太平洋的"无人岛屿"之上。本文将从明治南进论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揭示明治南进论意图借助贸易与移民政策,以达到国力扩张之实质的侵略主义。     

试论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和犹太金融势力的交往

19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摆脱殖民地危机,并在1905年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在探讨日本凭借犹太金融势力取得战争胜利中,竟小胜大,令人获得若干有益的启示。     

日本早期在东南亚的扩张先驱:妓女“南洋姐”

二战之前,在东南亚地区数量相对有限的日本移民中,"南洋姐"一度"一枝独秀"。她们作为早期日本在东南亚扩张的先驱,为日本"南进"东南亚地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欧洲列强的海外扩张,打头阵的多是海盗和传教士,而日本最初的海外扩张,主力军则是以卖淫为生的"南洋姐"。当时,日本在海外经济实力难以抗衡西方殖民者的大背景下,"南洋姐"是日本政府默许的一种实用性输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迅猛扩张,"南洋姐"曾经持有的"开拓"者地位急剧下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日本幕末开国对策探析

19世纪中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面临着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和外交压力,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十字路口。通过考察欧美国家对日本的冲击以及日美交涉过程,可以看出,开国与开港给日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尽管近代日本并未遭遇中国那种割地赔款的命运,却使近代日本具有了殖民地的特征。     

简论近代欧洲在东南亚殖民扩张中的宗教政策与传教活动

本文简单考察了近代几个主要欧洲殖民强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与英国在东南亚扩张活动的宗教政策与传教活动,比较了早期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中的特点与差异。     

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与老挝的外国投资

印度支那也曾有过被列强统治的时期，而现在作为东盟的成员处于发展中阶段。日本重视与包括印支各国在内的东盟的经济关系，中国也通过签署ACFTA加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仅就亚洲来看，印支与日本、中国处于三角的经济关系。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始末

本文介绍了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的发展历程、代表性发输配电设施、伪满洲国覆灭时的状况。纵观"满电"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既是高度垄断的电力生产、管理机构,也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     

民国僧侣在东南亚的抗日宣传研究——以“佛教访问团”和“步行宣传队”为中心

抗战时期爱国僧人们为了打破日本的欺骗宣传并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外援,在东南亚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采取发表演讲和公开信、会晤各界人士、创办刊物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侵略东南亚的野心,向东南亚人民介绍中国抗战的状况,号召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还世界以和平。他们的宣传使东南亚国家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战,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流,也为中国的抗战募集了资金。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     

In Pursuit of a Pacific Strategy:British Planning for the Defeat of Japan, 1943–45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ain why the British pushed for a role in Pacific oper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it faced other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a powerful American military that maintained tight control over ope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lthough several quarters in Whitehall, including the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had doubts about the necessity of a Pacific strategy, there were sensible reasons behind pursuing such a course. It would illustrate to an “anti-imperialist” America that Britain was not only interested in recovering its colonial possessions but also prepared to fight the Japanese on their homeland. More importantly, taking part in the main operations would allow the British to claim a voice at the peace table while helping to encourage the Americans to cement their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 in the postwar period.     

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

本文旨在分析为何东盟国家曾经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却转变观念，将中国视为促进地区稳定和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第一部分将阐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官方立场的变化，即从“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在80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开放促进了其与南部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观念的转变尤为突出。第二部分认为，在欧美日经济发展呈现出保护主义趋势，并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契机。同时，笔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从地区的不稳定根源向地区安全保障者转化的原因。第三部分指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特殊关系，但中国无法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Powerless and Frustrated: 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uring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Foreign policy is multi-faceted. It was not only diplomatic, political, socio-cultural, economic, Imperial, and strategic factors that structured—and limited—Britain'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so, too, did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Given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Britain's—and the interconnected other Powers'—interests in China, 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uring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provides a useful insight which has wider implications on Britain's road to war narrative. Given the topic's neglect, one can be forgiven for inferring that events in Europe entirely eclipsed those of East Asia.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contrary. As awareness of Chinese suffering spread and as Japanese aggrandisement threatened British interests, sinophilism became vogue once again. However, the ofte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s that the interwar period presented to Britain and others—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limited Britain's ability to aid China. It was not for want of fortitude.     

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日本认识

东北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形成并发展的。自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日本一步步成为侵占东北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自然成为东北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同时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日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变化都有着巨大影响,在对日关系方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东北近代知识分子对日本认识的形成与变迁,从中既可获得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同时也可获得对现实的启示。     

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必然趋势,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然而,在小泉政府期间,因日本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孤立中国,中日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民主党实现政权轮替后,表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姿态,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前提、原则与途径,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