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最新进展北大核心

近年来，拜登政府努力打造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积极拓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并为此推出《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这一全新的制度安排。目前，美国的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逐渐推进，在外交存在、安全与防务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拜登政府借助三大层次的制度架构逐步实现其战略目标，又努力避免过多的承诺和过重的财政负担。从长远看，太平洋岛国对民主和地区主义的本土化理解、与美国在遏制中国上的不同立场以及美国财政援助存在的问题都使拜登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实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的6G政策及其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6G技术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拜登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研发经费、推动产学研合作、打造“民主同盟”等措施，大力发展6G技术；试图实现电子技术领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遏制竞争对手以及维护供应链安全等目标。然而，美国国内利益矛盾、资金投入与分配不平衡，以及盟国利益分歧等因素均制约着其6G的发展。面对美国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集中资源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专利质量和转化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合作，分化瓦解“民主同盟”；利用国际法和发展中国家支持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AUKUS的战略性扩张

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澳三国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扩张性动机,构建进攻性联盟。美国企图巩固印太地区霸权;英国试图提升印太地区影响力,推动“全球英国”构想;澳大利亚希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强化南太平洋区域强国地位。AUKUS的威慑功能具有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威慑对象及触发条件的模糊性。其模糊性威慑主要包括模糊性威慑的信号功能、震慑功能、作战功能、信息和情报共享功能、军工合作功能。AUKUS通过模糊性威慑功能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性扩张;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和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诱使印度深化与三国战略合作;引发东盟国家意见分歧;加速欧盟防务自主进程;削弱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及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消极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大国关系缓和、各方支持以及保持战略自主性与平衡性为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但当下美国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等机制更多参与地区事务,这些均对东盟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试图通过概念、规则与合作领域等的重构,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缅甸政局变动和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东盟努力的成效有限。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妥处大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应正面回应《东盟印太展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对接,支持东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研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既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的老路,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接触加施压"的战略,而是会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以新平衡为目的的新战略。竞争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国内政治需要与国际影响力相平衡的结果,其虽包含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成分,但仍以竞争为主调,其竞争性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思想斗争与联盟围堵、经济领域的内顾和军事领域的遏制深化与多点挑拨。其目的是为了对华形成新平衡,建立拜登时代开启的新常态。拜登政府将以传统的权力均衡为主导、辅以价值观渗透与国际法规则层面的议程设定,试图在尽量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