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莫迪政府的非洲政策

印度将“印太战略”视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超越。虽然“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基石，但涉及非洲的“西联”与“南控”政策也很重要。换言之，非洲对印度“印太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呼应“东向行动”政策、助力其走向亚太并提高大国影响力，还在于实现印度深耕印度洋、拓展对非经贸合作和加强人文联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将印非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增加对非外交机构与资源投入，在战略议题设置上更加突出海上安全，以加强对非反恐与人道救援合作、践行支持非洲发展承诺、发挥在非海外印度人“桥梁”角色等方式，大力推动区域集体安全与经济一体化，在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互联互通、防务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上展示出较大的开放性。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增强印度战略自信。未来，印度仍将视非洲为实现其大国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受印度自身经济实力、印非间现实性问题及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的掣肘，印度对非政策将更趋务实与谨慎。     

马克龙政府“新非洲政策”的突破与困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3年2月27日访非前夕，就其非洲政策发表重要讲话。这与2022年底发布的新版《法国国家战略评估报告》共同奠定了马克龙政府第二任期的对非政策基调，意味着酝酿两年之久的“新非洲政策”正式出炉。该政策意图改善法国形象、拉拢非洲国家、平衡非西方国家影响力，具体表现为：法国将减少对非洲的干预；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赋予非洲国家更多自主权；加速归还非洲国家艺术品；推进与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的和解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对非“让利”是基本主线，战略收缩是整体选择，外交多边化是长期趋势。总体而言，马克龙政府的“新非洲政策”存在一定的进步意义，有助于推动法非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但法国相对实力的衰落使得其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法非关系中尚未解决的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将严重影响法国在非洲的战略信誉。     

法国对非洲安全援助的演变及特点

法国对非洲的安全援助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1960～1996年对非军事技术援助、1997～2012年聚焦非洲维和能力培养和2013年以来开展的非洲反恐反叛活动，其非洲化、欧洲化和多边化特征日益凸显。法国对非安全援助同时在两个层次展开：在双边层次上，外交部聚焦军事培训与教育、后勤支助等，国防部更重视战术、技术合作，并将能力培养植入直接干预努力；在多边层次上，法国以欧盟为主渠道实现成本分摊并提升法非安全关系的合法性。法国坚持“法兰西非洲”模式和高度军事化方法，加上其战略内部关系失衡、欧洲化侧重成本分摊而非利益分享、对非洲自主权严重忽视等情况，使安全援助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国对非事务干预的合法化外衣，且是法国基于自身利益而扩大其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和争夺对非洲事务主导权的手段。“新月形沙丘行动”的重新部署，不仅暗示着法国对非安全援助的转型，更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安全援助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化、战略化发展。     

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图谋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非洲在日本的总体外交中均处于次要地位。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正逐步将非洲纳入其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全球外交战略的框架之中，而对非援助是日本对非外交的最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日本的目的一是想借重非洲国家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二是扩大在非洲的市场份额；三是推销日本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     

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在非洲的推进

2022年2月，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期间，欧盟对外行动署公布《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划》系列文件，推动欧盟2021年底提出的“全球门户”战略在非洲的实施。欧盟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强化欧非合作、修复欧非关系以及促进自身利益和价值传播。但是，由于欧非关系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在非洲的推进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色彩，投资计划脱离非洲实际，所需资金也不确定，影响了非洲国家对该投资计划的接受度。面对非洲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和发展需求，只有摒弃将非洲当作大国竞技场的旧思维，在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基础上切实推进对非投资与经贸合作，非洲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实惠从而予以欢迎。     

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正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大国日益重视非洲;另一方面,国别、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规划意识上升。在地区层面,非洲"2063年愿景"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的重要重叠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战略聚焦;在全球层面,中国参与2015年后议程的执行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对包括中非合作在内的中国外交有着结构性影响。有关非洲的地区和全球性发展战略规划的相互重叠与冲突,使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下一阶段的中非合作应充分重视其政策空间的发展变化,有机结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非战略与非洲地区和全球发展战略规划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日本对非战略的调整

二战以来，日本对非战略诉求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到“经政并重”，再到“政治为主、经济为辅”的调整。目前，非洲成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战略的“外交支点”之一，其对非战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根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在加速推进世界“政治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友好第一”的对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行一条以遏制中国发展强大为主流的对华政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发展与台实质关系：政治上，突破“民间外交”限制，推动日台官方关系升温；经济上，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军事上，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国际交往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这既有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其长远的战略图谋。     

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北大核心

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西翼,在日本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对外援助被日本视为落实“印太构想”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累积和探索,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精耕细作式对非援助方式,注重草根性、人才专业性、国际协调性。在实施路径上,日本积极推动日语、经营理念、“清洁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日本式认同建构方式,赋权非洲弱势群体,输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非援助软实力外交虽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也有局限性,无法掩饰日本对非整体政策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作用也有限。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大国对非战略新特点与中国对非外交战略思考

大国对非战略的新特点表明，美国正趋于将非洲纳入其全球地缘战略，非洲正在成为大国培养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推广所谓“全球公益”的重要场所。面对新的国际环境，考虑到长远的发展目标和非洲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应从中非关系的战略定位入手，在现有对非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制定对非洲的外交战略。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区域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旨在搭乘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此摆脱经济和外交困境。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围绕海洋安全和互联互通议题,扩大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影响力,实现“有声有色”的“印度梦”,这是印度海洋战略的域外延伸,并标志着“东向政策”从低位政治领域向着高位政治领域的迈进。“东进政策”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印度大国梦为目标,以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及拓展海洋安全合作为手段,积极拓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蓬勃上升的发展态势。东盟历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随着域外势力介入,其在遵循“平衡战略”的同时,也提升了印度在其伙伴名单中的亲疏层级。对中国而言亟须采取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措施,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对话与妥善解决,增强中印共识与战略互信,改善中美关系等,以应对印度“东进政策”产生的影响。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从美非峰会展望美非关系发展前景

在美国对非战略日益明晰和国际社会对非洲关注显著增强的背景下,首届美非峰会在美国召开,这标志着美国进一步加强对非关注,并将强化美非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峰会为双方加强政治、经济、战略合作提供重要平台,双方在峰会中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经贸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但美非双方各自的战略诉求并未得到充分实现,峰会前景仍值得观望.随着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国对非关注度也将显著增加,美非关系必将深入发展.但美非双方在合作领域、方式和理念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且受到双方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试析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美国学界和官方加大了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力度,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愈益凸显。从总体上看,一方面,"中国因素"促使美国政府加深了对非事务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加强了对中非关系的战略打压和舆论"抹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对非政策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必然是"零和"博弈关系,加强对非事务方面的合作符合双方及非洲的利益。中、美两国应加强高层在非洲问题上的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通过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促进中非关系和美非关系良性发展。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日本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

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是日本对非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 ,非洲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日本调整了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进入新世纪 ,日本对非洲外交呈现出积极的态势。日本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出发 ,对非洲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评估 ,日本对非洲的政策调整主要是加强对非洲的经济援助 ,并以此为手段加强对非洲的影响 ,积极介入非洲政治 ,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尽管日本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客观上有利于非洲的减贫、疾病防治、教育、环境和卫生状况的改善 ;也在相当程度上促使非洲更多地参与全球事务 ,但是日本的内政外交强烈地反映了日美基轴路线的影响 ,再加上日本对非洲外交的实用主义特性 ,日本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的作用仍将受到多方面制约     

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

2021年以来,在内外勾连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日本涉台政策呈现出明确的“安全化”走向。由于涉台地缘安全固有考虑、右倾化加剧的内在驱动,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刺激,日本谋求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面向全面提升对涉台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政治上着力建构“日台安全密切关联”的政治安全叙事,军事上拓展在台海的“先发”能力与军事活动能力,经济上加强利用台湾来谋取在供应链等方面的“经济安全”利益,外交上强化涉台安全多边战略布局。不过,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亦受到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势力、中日关系整体架构以及美国的制约与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