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的新档案资料表明：在该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越来越激进且前后矛盾，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执行过程中大多数情形下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在联共（布）中央日趋白热化的权力争斗中，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战胜对手的牺牲品。     

华侨在我党历史上的光辉业绩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的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曾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具体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从而产生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华侨起过重大作用。最早把“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当面介绍给列宁，接着，又陪同列宁派遣的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当时的旅俄华侨刘绍周和杨明斋。刘绍周又名刘洋荣，是广东高要县人，１８９７年，他五岁随父母到俄国（他的父…     

论日本政府传统历史观的右倾问题

日本政府的政治右倾化与其国力的不断增长紧密相关。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史观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民众”基础，其中，既有战后美国占领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日本政府战前战后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受到追究、日本国民对政府右倾史观的漠视和容忍等多方面的原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以及中国国民党方面资料的问世,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交往的部分史料得以公开,伴随着国民党问题研究热潮的出现,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新重点。这方面研究经历了由浅及深的转变:对涉及这一问题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     

M·N·罗易与共产国际——纪念罗易一百周年诞辰

马·纳·罗易(M·N·Roy)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他早年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成员,一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并形成了独有的体系。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1920—1928年),罗易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存在许多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关于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资产阶级性质、作用及其策略问题的论争。下面就论战双方在共产国际二大、四大、五大、六大会议上的论争作一述评。     

鲁迅与陈独秀的朋友圈

四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土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奄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论共产国际巴库大会召开的背景

1920年9月初举行的共产国际巴库大会(又名"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史,特别是苏俄早期对外关系史上一起重要事件,在中东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提出的殖民地革命任务需要进一步落实,欧洲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苏波战争受挫后构建"东方战线"紧迫性进一步突显,为促成正在举行的英苏贸易谈判,苏俄政府迫切需要从侧面施加压力等多重背景下,利用巴库的中心区位和高加索地区成熟的革命条件后召开的。     

四、“庐山这事,还没有完”──(二)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共产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霍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     

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过程的历史考察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旅俄华工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旅俄华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北方的广泛传播，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1920年2月19日,是农历大年三十。爆竹声中辞旧岁。本是家家户户过新年的日子,获得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却在这一天抛妻别子,秘密地从北京抵达上海。谁知,一到上海,陈独秀就生病了,五六天起不了床。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

日本政治的右倾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外交政策、军事、许多日本政治家多次“失言”等方面。公然挑起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地理条件、历史文献、国际法等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把中国的钓鱼岛据为己有     

《新青年》“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19世纪以来,上海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命脉。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回到上海,病愈后的陈独秀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受邀四处发表谈话或者演说,又要参与各种集会和纪念活动,还要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对陈独秀来说,此次上海之行,只是中转路过而已,“小作居留.即乘轮赴粤”.他最终目的地是广州。因为,在章士钊、汪精卫的力邀之下,他已经答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     

两国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晶——《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中文版问世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沉甸甸的译著,40万字,542页。咖啡色的封面给人一种严肃、庄重的感觉。《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     

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神道思想与神国学说的历史考察

神道是日本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和秉持的原始宗教信仰，它以崇拜自然神和神人合一的思想为核心，对自然界万物都赋予一定的“神格”而顶礼膜拜。它在文化背景、民众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等深层次上，对日本国家外交政策的理念和思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向，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以神道思想和神国学说为理论框架和思想核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对日本的政治外交选择和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影响基本上是保守右倾的。     

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认知、意识形态和转型

我将从认知、意识形态和大国关系三个角度来观察中俄美之间的关系： 一、认知 认知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错误的相互理解、错误的认知是常见的现象。误判、错误的认知在不少场合引导着国家的外交决策。目前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三个大国之间，在相互理解和相互认知方面还有不少误区。在媒体上，在有大众政治参与的场合，比较容易出现情绪化的认知状态。而在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中，在对他者的认知方面，虽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认知水平总体在上升。     

毛泽东批示印发我的处女作(下)简

改写后的文字为后半部分：由于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如果他们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然而并不畏难，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老红军国外留学落难记（下）

１９４３年３月份，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苏联少校，叫谢妙恩，到乌兰巴托负责处理滞留的中国同志的问题。谢老头把中国同志召集在一起，传达上面的精神说：现在是战争期间，要靠政府供养有困难。中国同志应尽量设法回国去，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妇女、文化人和身体不好不能骑马的，可以送到新疆去；实在走不了的，设法找工在乌兰巴托讨饭行乞作，自己找饭吃。这样，会后一些文化人如搞音乐的冼星海、搞电影的袁牧之以及身体不好的谭家述等同志，就被送到新疆去了。但到了边境，因新疆形势恶化，不能过去，也滞留在那里。为了找饭吃，…     

胡志明与共产国际

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生于1890年5月19日,1969年9月2日逝世。胡志明从21岁起便前往欧洲,寻求救国的道路,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辗转奔波,其中,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他的一段重要经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列宁...     

日本军事大国倾向

近来,日本国内右倾势力又重新抬头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8月15日前后,日本首相桥本和一批内阁大臣先后到“靖国神社”参拜。8月18日和9月9日,日本右翼团体到我钓鱼岛上猖狂活动。 这些事件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极力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妄图重温军国主义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