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反对西方体系和两超控制的冷战体系,到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调整国际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对中国拓展对外关系有重大意义.     

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国际定位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国际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化性和稳定性影响到中国外交,使其在观念、政策、方式、风格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仍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意识及其表现途径

大国意识是国家成长和大国外交中的重要构成。作为大国外交的精神性内容,大国意识深受国家自然属性、历史、文化和物质成长等因素影响,也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关。需要看到的是,大国意识在动态的国际关系当中由于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互动含义,因此它的外交功能性作用不仅仅是大国身份的象征,更主要反映为大国将这种意识内化、吸收并潜移默化转化为对符合大国身份的特殊权利及特殊责任的认可。在国际体系转型步伐加快的今天,对中国这样实力成长迅速、外部风险加大同时又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新兴国家而言,健全中国大国意识尤具特殊意义。     

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两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提升.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及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与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密不可分.     

和平崛起: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旅程

未来5-10年,中国国家战略仍是发展国内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繁荣、和谐。为此,中国外交将根据内外形势变化做必要调整,更全面地设计和经营对外关系,展现积极有为的大国形象,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引导作用和影响力;与国际社会共同寻求建立一种能适应新现实、稳定而有效的国际体系架构。中美之间应建立避免误判和对抗的沟通和管控机制,构建一种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     

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 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就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威望政策解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威望政策是现实主义学派摩根索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摩根索从权力和利益出发,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威望的手段、目标及威望政策运用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均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国际威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影响,是国家的软权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社会中作为负责任国家的形象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其国际威望也正在获得极大提高,这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家形象与中国同拉美的经济合作:文化传播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加大了与拉美国家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力度。但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大国力量的交织博弈,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还面临区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错综复杂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拉美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舞台;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中拉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在阐述文化传播同经济合作的相关性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拉美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合作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文化传播如何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于＂威胁者＂的可能。今后五年,中国应制定针对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战略,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     

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反映,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要解决多种"中国威胁论"的现实挑战,而和平发展有利于国家形象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说也是对各种"中国威胁论"的战略性回应,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外传播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可以和技巧性、艺术性结合起来,从而为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     

共生视角下“中国责任”的目标、实践及保证

共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寻找一条“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现阶段,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中国对其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国责任,即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体自觉也在增强。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和谐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责任”将建立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核心目标,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之付诸实践,最后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以此为之提供坚实的内部保证。而目标、实践及保证等三者的有机结合正积极推动中国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与战略应对

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两股重要的力量,正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一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意义最为深远的变革。未来10–15年,全球金融体系将出现如下变化：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现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彻底转变,而二十国集团的根本缺陷将意味着一个制度更加虚弱的金融治理时代的来临;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公司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新的重要行为体,进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权力冲突;国际社会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新凯恩斯主义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从“美元独霸”向“一超多强”的转变,新兴国家将加快推动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个转变过程将充满各种新旧力量的争夺和竞争,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和不安。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进入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新阶段,并开始深度介入国际金融关系,因此积极维护自身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利益和国际金融安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应该借助当下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各种有利时机,采取积极的金融外交手段来提升自身的国际金融地位,夯实自身的金融安全保障,以实现大国金融崛起的宏伟图景。     

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的矛盾、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中国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化战略

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该国采取的外交政策。对于一个向霸权迈进的国家来说，实行边缘化的外交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处理好国际关系会给本国崛起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否则，国家就有可能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韬光养晦”仍将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流。     

刍议柔性外交：中国外交形象建构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外交实践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形象由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刚性形象与建立在吸引力与亲和力基础上的柔性形象所构成，从主客体塑造的角度存在“自塑”与“他塑”形象之分，从国内外公众认知的角度存在内外形象之分。建立在跨学科多元理论基础上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是外交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彼此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紧密关系。实力外交、国家身份与话语传播分别是外交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方向依托与桥梁媒介。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需要加强“外交形象学”的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掌握对实力外交、大国身份的叙事主动权，以“柔实力”概念超越西方软硬实力二元区分的困境，以大国和平负责任社会性内涵超越单一的权力性内涵，大力发展媒介化公共外交，建构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只有充分把握与协调好“实力—身份—话语”的三维互动机理，以实力为基础，以身份为依托，以话语为媒介，从“三维一体”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塑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