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家认同的含义“认同”是社会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就是指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 ,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 ,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这种认同最初虽然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 ,但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漫长历史中 ,却是逐渐由观念主义的因素建构出来的。认同分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国家认同 ,通俗地说 ,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①。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主要指的是“我国”区别于…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影响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迁与现状

国际社会的力量是新加坡界定其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影响其国家认同表现形式变迁的重要因素,它促进并形成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冲击—反应"模式。从地缘政治因素,到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文化冲击,国际社会力量在不断形塑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形式。近年来的《联合早报》相关报道显示,国际社会中跨国人口的流动因素成为影响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新的重要因素。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日本在国际社会身份认同上的困境

当前，日本在国际社会身份认同上面临四种困境：一面追求完整主权同时又容忍主权缺失；是充当域外代表还是真正融入亚洲地区；是扮演诚实的经济合作者还是进一步发挥国际军事安全作用；是定位于地区大国还是争当世界大国。这些困境既影响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徒费了日本有限的外交资源。平添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疑虑。日本要摆脱这些困境存在诸多困难，但日本会在反思中不断调整方针政策。     

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民族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准则”, 它 的确立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 国际社会经历了孕育 与初生期(1789 ～ 1918年)、幼儿期(1919 ～ 1945年), 少年期(1945年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 起源于《国际联盟盟约》, 基本成型于《联合国宪章》, 其理论基础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 哲学基 底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当前, 《联合国宪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原初制 订者———美国不时有意“违宪”, 这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在美国的衰落。另外, 宪章的“国 家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而对国家内部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安全关心不够, 因此有调适的必要。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国际体系中的"失败国家"析论

“失败国家”作为一种切实存在的国际现象,不仅对其本国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对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失败国家”特有的前现代、无政府、轻人权、强依附四个方面的本质属性。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失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人权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安全问题。实际上,“失败国家”问题还涉及国际政治中的主权与人权、秩序与正义、大国与小国关系这类永恒主题,因而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效应。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有效性与限度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 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 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因而有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 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 , 从而 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强大国家"与"先进国家"--关于大国崛起两重含义的辨析

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变动中的权力博弈 ,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历史经验证明 ,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目标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并阻碍社会的发展 ,而由先进的现代社会支撑的国家最有利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美国式国际秩序与东北亚安全结构

美国式国际秩序为我们理解东北亚安全结构提供了一条最佳的路径.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根据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来划分敌友,采取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东北亚安全结构作为一个区域性安全结构受制于国际关系核心结构层面所发生的变化,美国也根据东北亚国家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采取不同的安全政策.本文认为东北亚国家的安全程度取决于美国的实力状况和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     

发展中国家集团与中国

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同于传统的联盟,它们更多关注经济利益,不针对特定国家,以议题为导向,按协商一致原则开展工作.尽管遵循不结盟政策,但中国也参加了G20、“金砖国家”等一些集团.中国参加这些集团可以从集体认同、发展利益、安全威胁、国际制度四个方面予以解释,其中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是首要考虑因素.     

试析恐怖主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恐怖主义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数。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改善和充实了大国外交,调整和巩固了周边关系,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在应对海外中国公民遭遇恐怖袭击问题时体现了中国“外交为民”的新理念。     

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规范,是以“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的. “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普及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超越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近似于现代的“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者分别是高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大国,中国应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     

“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区域大国土耳其在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土耳其世纪”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愿景。“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土耳其此时出台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源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的选举需求,更源自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对策预案及由此产生的“土耳其世纪”大国政治想象,同时基于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理想。“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土耳其的主观努力,还有赖于区域和国际大环境的助力,严峻的外部形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目标的达成。